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8篇

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8篇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疫情下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下 基层社会治理 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防控疫情期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站在前线的基层公务人员，其辛苦、心酸和承受的巨大压力，自不待言。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和公务员的表现和作为，暴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分析总结新冠疫情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研究其对策，是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郡县治，则天下安”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底层和基石，能否有一个善政良治的基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家能否善政良治。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前，如果说医

　院是抗疫的第一战线，基层社会可谓是抗疫的第二战线。疫情大考，重在基层，难在基层。而疫情防控期间，却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不少问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挑战

　 一是基层组织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后，许多基层组织做得不错，部分小区出现无一人感染或疑似病例，赢得居民的尊重，但同时有不少基层组织严重不作为。2020 年 2 月 11 日《环球时报》记者报导，武昌区转移重症病人时，仅靠一名缺乏防护的公交司机，并无任何基层工作人员接洽跟车及组织病人入院，令这些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被困在寒夜的街头，因而遭至中央督导组的问责。再如，为了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染，武汉小区干部应该想尽办法严格管理下辖小区，建立统一配送生活物资的制度。可实际情况是，全市只有部分小区能够严格管理小区，积极组织物业配送物资，许多小区不管不问，任由小区居民随意去人员拥挤的超市买菜，增加感染的风险。

　 二是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 齐。疫情防控期间，基层公务人员普遍非常辛苦忙碌，有不少基层公务人员做出了表率，很多人从农历新年前疫情爆发直到疫情解除之前都不能休息，一直在高强度地轮轴转。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基层机构和一线公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表现出种种粗暴、乱作为、

　不作为和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的乱象，反映出基层公务员的素质能力不一。

　 三是治理手段简单粗暴。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农村干部的粗暴作风反映基层治理更加落后的一面。在防疫第一的高压下，不少乡村不仅封村，还打出雷人的标语口号，如“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等。有的地方做得更绝，或者用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堵路，或者砌墙、搬来大石头作为路障，甚至故意把道路挖断，直接让交通瘫痪。当然，这些措施有的确实阻断了人员流动，有利于防控疫情的一面，但其做法的后坐力太大，过于简单粗暴。

　 四是对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在特殊时期实施出入许可、体温监测、疫情信息传递等“特殊门禁”，可以获得较为快速的落地。而对于物业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其长期处于失管、脱管或“准物业”的被动状态，在疫情来临时便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机中的脆弱地区。这类小区无论在空间管制还是社群关系上都更加“开放”，承受的“暴露”挑战和“管控”压力更大。

　 五是医疗物资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的社会生产局部停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集中在医疗物资的及时供给上。“非

　典”之后，为应对 SARS 的暴发与流行，我国依法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仍存在很多未落实的情况，导致本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许多一线医护人员连基本防护用品都短缺。即使湖北之外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多家医院也因防护物资紧缺，公开发布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六是健康保护宣传缺位。在健康保护意识方面，不少中国人的意识还不足，缺乏良好的健康习惯。本次疫情发生后，各级地区虽然启动了抗疫宣传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某些群众防范意识不足，不配合进行自我防护，发生疑似病状未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治疗，导致病情加重。还有大多数群众由于缺乏医学基础常识，盲目恐慌，轻信网络谣言，一夜之间对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一空。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全国确诊和疑似病例在逐步减少，但防控形勢仍然严峻复杂，远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阶段。基层又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只有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才能守住疫情的关键防线，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一是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疫情防控以来，各级党员干部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要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党员干部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定，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是努力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素质。不少基层公务人员教育程度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确实偏低，习惯于“唯上不唯下”，作风难免简单粗暴。尽管政府一直在尝试通过激励机制，让更多优秀大学生去基层工作，但整体而言，基层官吏的素质明显偏低，他们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直接，遇到类似防疫这样的大事，有些人难免行为失当。再者，现行行政体系容易造成基层空虚和超负荷运转，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官吏经常疲于奔命。

　 三是实现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受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影响，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依然注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政府主导过多而社区自治能力不足，基层政府和社会融合不够，社区的力量没有被充分激活。未来我们应在增强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着眼于满足自身服务需求的软性控制。同时，要以社区服务为核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一是治理对象的精细

　划分，根据辖区内的小区和居民特点，例如可根据安置小区、普通商业住宅区和高品质商业住宅区的不同居民需求，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二是服务内容的精细划分，立足于居民需求，可提供免费的、有偿的，公益性的多种服务内容;三是治理手段的多样化，改变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探索协商式的、合作式、恳谈式的服务方式。”[ 四是对老旧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疫情结束后，应对环境卫生状况差、物业公司不愿入驻、单位自建独楼等老旧小区，通过拆除破旧建筑、打通围栏隔墙、畅通消防通道、增加绿地面积、硬化场地道路等有效整合改造，吸引物业公司进驻，强化物业服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小区失管、脱管的问题。

　 五是补足医疗服务领域短板。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在急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卫生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尽早规划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仓库，对应急医疗资源进行梳理，加强应急医疗资源储备，以满足灾害医疗急救用品需要;财政部门应有计划安排应急医疗设备的添置、更换资金的支持，不断提升和提高本地区应急医疗质量与水平。

　 六是切实提升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一方面，社区

　处于最基层、最前沿，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开展健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使公民具有定的医护基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是城市管理者的必修课。城市管理者应当从疫情带来的輿论机中深刻反思，及时总结教训，确保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推动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农村，使公众面对突发事件心中不乱，能够正确的辨别头性媟体发布的信息，提高自我保护、科学保护能力。

篇二：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农论坛　SANNONG LUNTAN疫情防控下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管

　彤（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摘　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考验，但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也暴露出了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中存在部分村民过于重视个人利益、村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农村制度体系不完善等不足。通过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强化村干部的培训、完善农村制度体系等途径以期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农村基层治理；治理体系1

　疫情大考下农村基层治理所取得的成效1.1

　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党建引领基层防控治理2020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2] ，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要。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初期正值春节，农村多为返乡务工人员，流动性大，无疑给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难度。面对这一挑战，村级党组织坚持党和国家领导，实行党员负责制，各地党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坚守岗位，筑起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各地基层党员在发挥带头作用的同时，认真宣传党的政策，使大部分村民能够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从目前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来看，基层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经受住了一定的考验，充分表明我国的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以群防群控筑牢基层防线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疫情防控中，都是抗击疫情的战士。在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宣传下，大部分基层群众都能主动配合防疫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政策，防疫思想以及政策要求通过村委会迅速地落实到农民群众中，使人员流动得到控制，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同时，基层依靠村委会、社会组织将医生以及志愿者等组织起来，使分散的力量得以集合，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正是因为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指导下，我们才可以在此次疫情中做到人人参与，群防群控，共同抵抗疫情的侵袭。1.3

　坚持科技支撑，以科技提升基层防控能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庞大的人口，正确且快速的收集到往来人员信息对疫情防控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每一个人在火车站、飞机场等人员来往密集的场所出入时都需要出示电子健康码和行程码，既帮助了普通群众方便快捷的验证了自己的行程，也提升了疫情查验工作的效率。同时，当外来人员到达居住地后，在隔离期间便可通过手机上报每日体温及所在地，隔离期满需要自由出入时，便可通过手机办理电子出入证，实现自由出入。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我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的共同抗疫模式，充分发挥了信息共享的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使疫情防控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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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下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分析2.1

　部分村民过于重视个人利益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性经济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因此，大多数人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疫情爆发初期，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全国上下都实行了封闭管理。同样，很多村民也被迫封闭于自己家中，这时，就有部分村民觉得自己的活动受到了限制，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出去也不会影响别人，就会不顾防疫禁令，想尽一切办法外出。比如：疫情爆发初期，德阳市的一名村民外出打麻将导致2人确诊，120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最终此人被判刑2年；高村乡王亚村4名村民绕开村口设置的交通管制点，私自外出，被当地派出所的值班干警当场抓获。这些例子不仅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反映出当今社会中有一部分村民过于重视自己的利益，忽视集体利益。仅仅是在疫情期间遵守国家规定不外出这一件小事都无法做到，可想而知，当集体利益威胁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时，他们便只会在乎自己的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便会不服从集体的决定，这些做法无疑会给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就会阻碍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落实，在一定程　 作者简介：管彤（1997- ），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太原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参考文献：[1]　邓振明. 绿色优质富硒大米栽培技术操作规程[J]. 北京农业，2012(9)：21.[2]　池青梅. 大田县富硒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J]. 海峡学，2016(11)：69-70.[3]　罗昆,曹鹏,郑威,等. 发展富硒水稻产业 引领绿色健康消费——湖北省富硒水稻产业发展调研[J]. 湖北农业科学，2019，58(1)：22-24.（上接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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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三农论坛　SANNONG LUNTAN度上就会影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不仅需要农村基层干部的付出，还需要村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严重缺乏集体意识就会给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不便，从而就会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2.2

　部分村级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疫情爆发初期，我国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病毒大规模爆发，全国都实施了封闭管理政策，但是有一些农村在实施封村的过程中却是通过挖土、用大卡车挡住进村要道等方式，这些方式虽然可以有效挡住村民进出，但当有突发情况发生时，则会给救援带来一些不便，严重则可能会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时，有些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村民考虑，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村民被限制于家中，无法外出务工，经济状况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于是，当复工复产时，大家都迫切的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有些农村的领导干部不仅做不到急大家之所急，还以上级政策为由，在村民开具外出返岗的相关证明时对村民百般刁难。若村级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定会阻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发展。2.3 部分农村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目前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突然，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着突发性和危害性两大特征，突发性决定了事件爆发突然，危害性又决定了事件的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会对公民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两个特性就决定了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决策者当机立断并及时采取一定措施。在疫情爆发初期，有些农村可以在上级命令下达之前采取封村措施来尽量降低疫情对公众的危害，而有些农村却在坐等上级下达命令，对待一些明显要做的工作无动于衷，比如：统计高风险地区返乡人数、隔离点的确定、体温计以及消毒物品的准备等。这些做法充分暴露出目前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缺乏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应变能力，没有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制度，从而使得农村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不完善的农村制度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必然会给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和困难。3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实践路径3.1

　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强化村民主人翁精神村民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顺利发展，如果村民只关心个人和家庭利益，缺少大局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就会阻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发展，因此，村级领导干部应该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使村民们主动参与到村级事务的治理工作中，强化村民的大局意识，培养村民的主人翁精神。首先，可以通过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来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比如：村级领导干部可以经常给村民们讲述一下对于本村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基层治理政策，使村民们意识到只有本村发展的更好才可以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样村民们就能够积极配合日常治理工作而不再只是一味在乎自己的利益。其次，还可以建立一定的利益激励制度，对主动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中的村民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此来提高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只有他们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来，才会树立起主人翁意识，认识到做好基层治理工作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情。最后，村级领导干部应该为村民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应该做到舍小家为大家，如果村级领导干部都只是一味在乎自己的利益，没有大局意识，那么村民也定不会树立起大局观。3.2

　强化对农村干部的培训，提升服务群众意识村级领导干部作为上级政策的传达者，既要准确无误的向村民传达我党的政策要求，还要结合本村的具体情况在政策的基础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动，这就要求村级领导干部要有时时刻刻为农民群众考虑的意识，只有村级领导干部设身处地为村民考虑，才能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可以通过加强对村级领导干部的党内教育培训来提升他们服务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识，党内教育培训必须定时且经常性的开展，同时，在教育培训过程中必须时刻强调村级领导干部服务人民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教育培训才可以使村级领导干部厚植人民情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多为广大农民群众考虑。3.3

　完善农村制度体系，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部分农村地区的制度体系不完善，缺乏应急制度，为了提升我国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则必须完善农村制度体系，健全农村应急管理制度。首先，基本物资的供应需充足。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乡村干部应该选取一个地点作为仓库，并在仓库中多储备一些消毒液以及医疗物资等物品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要保证仓库内物品不被损坏，灾害的发生一般都很突然，充足的物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其次，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掌握本村人员基本信息，能够在灾害降临时掌握本村的基本情况，为及时制定下一步决策做好充足的准备。最后，提升应急医疗救治能力，建立完备的应急医疗救治机构。比如：在农村的卫生所建立一支紧急医疗救援队伍，同时，与临近医疗机构构建出一个跨区域合作救治体系，做到互帮互助，共同合作。参考文献：[1]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社，2020-02-14.[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　沈筱芳.党的领导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7.[4]　祝传佳.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21(10):19-22.[5]　贺雪峰.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J].人民论坛，2019(3):54-55.[6]　饶静.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2）：64-71.[7]　沈费伟.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4):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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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防控中 基层治理 存在 的 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被迅速动员起来，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但同时，“疫情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体系运行的短板和不足。

　☆ 法治精神和思维未得到充分的遵从 为应对疫情风险，各地进入战时应急秩序，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出台了封闭社区、隔离处置、物流管理等限制性政策，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 出 现 了 “ 去 隐 私 化 ”“ 方 法 极 端 化 ”“ 行 为 暴 力化”“扩大化”等违法管理现象。

　客观地讲，疫情所造成的心理恐慌以及防疫要求的压力传导，使得基层更加偏向严格、严厉的属地管控措施；而危机时期，上级放宽了对基层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加强社会对违规行为的管束力度，这赋予基层更多、更宽泛的行使执法权空间。但是，个别地方缺乏对法律和国家政令的必要敬畏，出于机械刚性、“一刀切”、简单粗暴的管理思维和行为方式，置基本法治精神于不顾，恣意妄为，采取地域歧视、过度限制通行、扣留物品、暴力管控等非理智的执法手段。

　这些有损人格尊严保障、违背基本法治原则的执法行为，虽然出发点是保障应急状态下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但简单粗暴行为不仅影响到基层的政社关系，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依法治国制度，伤害了民众对基层治理法治精神的信任基础。

　☆ 疫情防控暴露出基层治理的能力短板 基层治理位于国家治理“末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受限于基层的地位和现有体制设计，抗击疫情中的基层治理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也暴露出基层治理能力短板，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首先，权责关系不对等，权责分立，降低了基层对复杂治理环境的回应能力。尽管行政系统运行倡导简政放权原则，但基层运转的基本情形是“事”与“权”的张力存在，表现为“有限权力，无限责任”“事权下沉，实权上移”，基层回应“一线”问题时被授权可动用的决定、执法、财政、资源、协调及考核权力十分有限，在发现问题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形成了缺口，影响反应和处置的快速性。同时，由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系统狭窄，基层声音微弱，甚至有心无力，对来自一线问题性质识别、判定、裁决存在时滞性，使得本具属地信息优势的基层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和回应能力欠缺。

　其次，社区居民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目前社区防疫系统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方式推动，在人力配置上主要依托社区工作者、干部下沉社区和社区党委、居委会动员党员志愿者的调集，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并未得到有效跟进，社区社会组织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情况下，面对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繁重的工作任务，社区工作者千头万绪，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服务功能。同时，社区工作的职业化水平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不高，社区工作者难以获得物质激励与心理认同等，也是造成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偏差的重要因素。

　最后，依赖技术治理，技术工具使用表面化，忽视线下实质性社区互动及群众工作能力。技术工具需要服务于为居民分忧解决问题，有效动员、联系、组织居民，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目标，而非追求工具本身的目的。但是，一些社区技术工具使用的目标被置换，社区网格和数字平台仅限于上报数据和问题，满足于自身被考核要求的工作量，而不是运用社区人际网络，扎实地做好联系与服务群众的细微工作，构筑有韧性的社区自我管理和协同治理的平台，这使得基层治理偏离社区内涵式发展的轨道，造成基层工作脱实向虚，“内卷化”成为形式主义。

　☆ 形式主义问题困扰基层治理

　党和政府始终如一地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反思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然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依然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问题。最让基层工作人员头痛不已的恐属“表格抗疫”，统计、填写、上报“三板斧”。在征询信息过程中因要求的口径不同，致使相当多的数据重复填写，同一数据重复性填报问题较为严重；而个别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为规避矛盾，罔顾事实，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瞒报漏报，推诿责任，加剧了基层形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顽疾给基层带来沉重的压力，使基层偏离解决问题的工作重点，也让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形式主义核心特点是隐匿性，更有甚者以遵循公共利益和遵守规章制度为名，“一刀切”，脱离实际；兴官僚做派，做表面文章；遇事推诿，政绩观扭曲；唯上而不唯实，等等。这不仅损害基层工作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真抓务实的价值导向，还逐步侵蚀着基层干部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担当意识。

　☆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且自主治理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社区疫情防控基本上依靠行政动员模式推动，依赖于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这反过来衬托了社区自治秩序的无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精神、意愿和能力偏弱，参与治理的意识普遍不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只有一部分社区党委、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积极行动，盘点社区居民实际困难，对接居民需求，发动社区志愿者，自谋方法获取稀缺物资，组织了较为有效的社区自救，而许多社区都少有实质性的社区防疫参与，仅是依循行政管理办法。

　居民参与及自主治理意识不足，是基层长期没有突破的瓶颈问题。目前，社区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行政化状态，社区常常被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居委会及社区工作者角色地位尴尬，从属于政府科层组织，其工作职责主要是承担科层组织下达和派发的工作事务，但同时其所获得的赋权和授权极为有限。这种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使得 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角色转身困难，难以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关注社区共同体的治理问题及其涉及的利益，运用创设议题、协商议事、社会组织创投、邻里互动等工具，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等治理活动之中。不推动社区自主治理，就无法摆脱基层治理中居民主体观念、个体责任与共同体规则意识淡薄，政府大包大揽、基层干部被质疑又无力应对的循环往复状态。

　疫情防控常态下，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检视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暴露的主要问题，目的在于反思治理的得失，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国家治理制度设计对于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应通过进一步赋权、分权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层治理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激发社区治理的自治活力，有效动员居民参与，增进居民主体性观念，全面提升我国基层治理的效能。

　▲ 强化基层执法的法律底线意识与法治思维 反思疫情防控时期偏离法治轨道的执法现象及其产生机理，更加凸显国家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彰显法治思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升基层治理行政执法法治化水平，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一方面它要求基层执法者面对相对人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的基本法律精神，遵从合法合规和正当程序的执法原则，不断增进执法行为的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执法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它要求执法者建立基本权利观念的伦理排序。作为对行政相对人行为主体实施法律裁决的基层执法，其倚重倚轻的行为选择和对公正性的价值评判，实际上折射出执法者在多价值冲突中的伦理观念排序，反映出执法者在依法合规基础上把握执法合理性的能力，这涉及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观念及其认知，包括隐私权利、人格尊严权利、免于歧视权利等价值的尊重，包括对行为基于善恶动机的判断，包括用人性化的方式处理纠纷问题。

　▲ 平衡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创新的关系 疫情防控非常时期，主要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决断、工作指导、任务分配、资源整合形成集中统一、快速有力的目标和行动。但同时，各地情势的差异化以及治理问题的独特性，又势必要求各地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应自身需要的灵活性施策方案，以提高针对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经由授权和分权，增进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创新能力。

　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在于充分认同基层了解问题事实、掌握一线信息并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优势；重在关注基层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倾听基层的倡议和建议，将重要问题吸纳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之中。另外，还应自上而下地鼓励基层探索和实验，激发基层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容忍探索中非主观恶意的错误。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协力，才能使基层治理“一刀切”、“形式主义”、被动作为甚至不作为等问题得以改观。

　▲ 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基层治理 “ 条块矛盾 ” 及“ 碎片化 ” 问题 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低层的属地管理组织，处于条与块管理的交汇点上，承担着条线下沉与属地所有的多重管理事务，由此产生责权分立以及诸多形式主义问题。克服基层治理的体制性矛盾，需要不断深化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更进一步合理配置行政组织的职能、权力、责任、资源，从制度上保证责权匹配相称。

　一方面，通过大部制、“放管服”等简政放权改革，理顺并整合管理职能，在纵向层级上更加清晰基层治理的服务主责和履职边界，界定区县、街乡、社区的责任关系，逐步走向法定化的权责配置；另一方面，运用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整合治理资源，分享信息，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渠道，避免基层治理的多头、重复管理的弊端，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

　▲ 以党建引领为支点，撬动并发展社区居民的自主治理

　在党建引领下，运用社区得天独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将社区多元的治理主体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推动居民参与到社区问题解决和社区事务管理之中，防止社区高度“行政化”与“悬浮化”，增强社区自主管理的能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方向与重大任务。

　在治理模式上，一些社区探索出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社区社会功能重建目标相互交织的路径，撬动、组织社区治理力量，推进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形成。在治理途径上，社区挖掘带动居民的积极分子资源，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征集、倾听意见，搭建需求表达和协商议事的平台，最终达成社区议事规则与居民公约，激活社区的自治能力。

　▲ 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环境，释放多层次的激励措施 基层治理制度运行最终需要“人”的行动及其执行能力，缺失“人”的动力和责任感，都可能使制度“饮鸩止渴”。基层工作人员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同时对民众诉求“有求必应”的工作场景之中。高强度工作压力、多维度考核要求、监督力度加强、职业发展进路狭窄等多重因素，既强化了基层工作人员竞争性，也造成了他们职业倦怠，如动力不足和枯竭感等等，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进取心。

　因此，在加强责任约束、伦理教育的同时，党和政府也需要给予这支队伍多方面、多层次的关怀和激励，为其提供良好的从业环境。除资源下沉、福利改善和职业空间拓展，可采用的激励工具还包括：在法律范围内更多授权，鼓励基层针对现实问题的管理创新行为；建立有效容错机制，让基层工作人员敢干事、干成事；肯定、认同基层工作人员的付出，增进信任；以及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在职培训的机会，等等。

篇四：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三篇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1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前，如果说医院是抗疫的第一战线，基层社会可谓是抗疫的第二战线。基层社会这条战线看似在后方，在一些地方甚至看不见战“疫”的硝烟，却是长期持久助力疫情缓解直至解除的重要保障。疫情大考，重在基层，难在基层，它暴露了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对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在特殊时期实施出入许可、体温监测、疫情信息传递等“特殊门禁”，可以获得较为快速的落地。而对于物业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其长期处于失管、脱管或“准物业”的被动状态，在疫情来临时便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机中的脆弱地区。这类小区无论在空间管制还是社群关系上都更加“开放”，承受的“暴露”挑战和“管控”压力更大。

　 二是医疗物资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的社会生产局部停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集中在医疗物资的及时供给上。“非典”之后，为应对 sars 的暴发与流行，我国依法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仍存在很多未落实的情况，导致本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许多一线医护人员连基本防护用品都短缺。即使湖北之外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多家医院也因防护物资紧缺，公开发布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三是健康保护宣传缺位。在健康保护意识方面，不少中国人的意识还不足，缺乏良好的健康习惯。本次疫情发生后，各级地区虽然启动了抗疫宣传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某些群众防范意识不足，不配合进行自我防护，发生疑似病状

　未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治疗，导致病情加重。还有大多数群众由于缺乏医学基础常识，盲目恐慌，轻信网络谣言，一夜之间对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一空。

　 以上问题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此，建议如下：

　 一是对老旧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疫情结束后，应对环境卫生状况差、物业公司不愿入驻、单位自建独楼等老旧小区，通过拆除破旧建筑、打通围栏隔墙、畅通消防通道、增加绿地面积、硬化场地道路等有效整合改造，吸引物业公司进驻，强化物业服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小区失管、脱管的问题。

　 二是补足医疗服务领域短板。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在急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卫生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尽早规划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仓库，对应急医疗资源进行梳理，加强应急医疗资源储备，以满足灾害医疗急救用品需要;

　 财政部门应有计划安排应急医疗设备的添置、更换资金的支持，不断提升和提高本地区应急医疗质量与水平。

　 三是切实提升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一方面，社区处于最基层、最前沿，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使公民具有一定的医护基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是城市管理者的必修课。城市管理者应当从疫情带来的舆论危机中深刻反思，及时总结教训，确保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推动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农村，使公众面对突发事件心中不乱，能够正确的辨别各类媒体发布的信息，提高自我保护、科学保护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2

　 2020 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及其迅速传播性，导

　致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山东省于2020年1月24日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急响应迅速及时、应对措施切实有力、疫情防控卓有成效，较好地确保了疫情并未大规模扩散，确保了我省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然而，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各地的迅速蔓延，我省疫情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在反思当前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战的同时，积极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一、基层社会疫情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公众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

　 基层社会公众，由于教育水平、职业背景、个体年龄偏好等因素制约，极易造成其对于疫情咨讯的了解度、认知度偏低，最终致使其所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并继而造成社会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缺失甚至产生针对政府疫情防控的不合作或抵制性行为。尤其在中共中央已明确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危害性与防控的必要性之后[①]，在新闻媒体强调加强个人卫生防范、出门佩戴口罩等警示下，社会公众仍疏于防范。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信息传播不够充分、疫情信息发布渠道过于单一化，如早期手机运营商对武汉漫出用户的监测数据并未通过公共媒介广泛公开，且信息发布渠道仅仅为官网等单一化渠道。

　 (二)基层治理单位的疫情防控能力不足

　 新冠病毒爆发后，我省于 1 月 24 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以街道办、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实施疫情防控。然而，由于基层治理单位，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委会、城市边缘社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卫生知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常识以及防控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不够科学规范，如断路、堵路或一些不文明、侮辱性标语或口号等防控过当行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缺乏人性化，而造成武汉归来人员对于自己身份产生认同危机

　与恐慌感;基层部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的配套设施不足、社区医疗资源亦严重短缺，而造成其应对能力极为有限。

　 (三)基层社会疫情防控的数字化工具不足

　 新冠病毒防控期间，我省基层部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取得一定治理效能。然而，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仍存在一些短板。如：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普遍过于依赖人工化治理工具，即主要依赖于人盯人、表格统计等消耗时间多、效率低的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且为基层工作人员带来较为严重的潜在卫生安全风险;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疫情监测数据统计存在重复性、低效性甚至无效性问题，如目前很多单位实施双测温表格上报制度，对于一部分社会公众数据统计是重复的，尤其是层层汇总、上报的监测方式，造成时间、人力的大量消耗。

　 (四)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公众的职业形态日趋多样化，如网红、自由职业者、电商、共享经济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士愈来愈多;1994 年以来房改房政策实施以后，传统单位制住宅格局被打破;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复杂性日益增强，上述新变化、新特征为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流动人口(即租客)的大量存在导致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由于没有雇主和单位而不需向单位上报个人信息、单位制宿舍里出售房产住户或租赁住户的流动性较强亦难以频繁收集信息，因此，该群体人士极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收集的真空区域，为基层社会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与诸多潜在风险。

　 二、提升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对策分析

　 (一)健全疫情信息发布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规范化

　建议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透明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疫情信息公开发布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基层治理部门与社会公众间信息的对称性。第一，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采集与公布的公民参与机制。可依托业委会、网格员、楼组长或社区派出所片警制度，建立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安全状况信息收集与帮助云平台，一方面建立社区居民对个人患有传染性病症主动申报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制度，另一方面，在该平台为主动申报的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线上或线下医疗服务，可有效激励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第二，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发布的常态化机制。在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安全状况信息收集与帮助云平台基础上，建立社区居民个体公共卫生状况的定期上报、统计制度，实现对社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常态化监测与信息发布，以实现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预测与预警。

　 (二)完善疫情防控配套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专业化

　 ******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体系，并强调指出要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②]。

　 建议进一步完基层社会疫情防控配套机制：第一，加大基层公共卫生便民化设施投入，尤其是社区医院、村卫生所等基层公共卫生设施与医疗资源，提升其公共卫生应急防控能力。第二，逐步建立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养机制，如可通过为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开设基层管理者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训的线下或线上课程，以推动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行为的专业化水平。第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加强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问题等其他类型致灾因子所造成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设计，推动基层制度创新，逐步补齐基层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短板。

　 (三)建立多主体协同防控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化

　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主体并非仅仅包括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关，还应包括所在地的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且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可利用其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发挥积极作用[③]。******亦强调指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应建立健全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与多部门协同机制[④]。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治理过程中，大量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主动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为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应基于我国基层治理制度特色，即“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自治”的复合性治理架构，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参与疫情防控的协同制度、协同平台及其激励动员机制，以确保多主体协同防控机制的规范化与长效化，继而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系统化。

　 (四)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以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精准化

　 建议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疫情防控管理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切实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精准化。如：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公开过程中，可综合考虑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水平以及不同性别群体获取信息资讯的偏好与工具，选择手机短信、微信、电话语音通知(盲人)、微博、新闻联播或滚动新闻、交通广播等多元化渠道;在基层社会公众公共卫生信息收集过程中，将传统人工表格式填写转变为数字化工具，如将双测量工具由表格式人工统计转变为二维码填写、出行信息云平台登记等;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信息收集中，加强多部门协作以避免信息孤岛、信息壁垒等数字化治理问题，如手机用户流动数据、高速公路出入口监测数据等多种数字监测平台间可建立共享、公开机制。

　陈芳、董瑞丰、陈聪、田晓航：《共和国的战“疫”时刻》，载《求是》2020 年

　第 5 期。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 年第 5 期。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 页。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 年第 5 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3

　 4 月 12 日上午，我院举办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治理线上系列讲座第二讲，讲座由政法学院胡艳蕾副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挑战与对策”。政法学院副院长李慧明主持了线上讲座，政法学院师生 100 余人参与了线上交流。

　 在讲座中，胡艳蕾老师首先讲解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借由古今中外的历史突出公共卫生危机的五大特点。胡艳蕾老师详细梳理了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发生的时间线，并探讨各时间阶段中央和基层政府的行动，同时明确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关键点。胡艳蕾老师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值得称赞，但是我国在基层社会新冠疫情治理中仍面临巨大挑战，因此胡艳蕾老师针对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精准化等等。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是对国家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这次大考，我们做出诸多总结与反思。通过这次线上讲座，让同学们了解到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相关知识，拓展了公共管理领域的视野，有助于学院相关专业的发展。

篇五：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21 年 6 月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Jun．2021第 3 期 总第178 期 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No．3 Ser．No．178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房 建(中共宿州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安徽 宿州 234000)〔摘 要〕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理论研析，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弥补过去对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实践研判，助力守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社区防线，抓好后疫情时代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就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紧迫性与依法治理能力、应急主体单一性与协同治理能力、应急赋权不足性与风险治理能力、应急的压力性与精细治理能力以及应急组织性与专业治理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进行分析。从构建党建引领的应急治理善治格局、完善权责一致的应急治理法治体系、建立专业系统的应急治理精治机制、激发人人参与的应急治理自治活力以及推进数字赋能的应急治理智治支撑五个方面，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疫情防控;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研究〔中图分类号〕D63;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238(2021)03－0087－07〔DOI〕10．3969/J． CNKJ．ISSN．2095－7238．2021．03．012目前，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以来的防控治理成效，最突出的治理经验是基层社区开展了阻断疫病传染的空间隔离处置，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和稳防稳控的治理措施，成为防控治理内源式传染的“最坚强堡垒”和阻断疫病输入性传染的“最后一公里”。未来，随着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风险的出现，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将步入常态化。本研究以******对社区防控治理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的契机，深入研究以基层社区为主力军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所集聚出的强大应急治理能力。通过理论研析，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的相关内涵，弥补过去对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实践研判，助力守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社区防线，拓展后疫情时代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外延。用好文献回顾与调查实证，科学探析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防控面临的突出矛盾，研析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急治理能力和水平，为探索中国式疫情防控模式积累有益的治理经验。一、国外社区与国内社区应急治理研究综述(一)国外社区应急治理研究综述西方发达国家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方面有一些共性的做法，其特点有三:一是社区建立早期预警监测体系 ① 。欧洲社区建立早期预警应急系统(EWＲS)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德国7 8［基金项目］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系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项研究课题“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QSYJ202014)。［作者简介］房建，男，中共宿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副教授，研究室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学与公共管理学。① 段小贝、陈少贤:《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案例评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第 24 页。

　社区建立“严重传染病能力与治疗中心”(STAKOB)，英国社区建立卫生突发事件计划协作机构(EPCU)等。二是社区建立科学应急管理体系。加拿大社区建立应急管理(GPHIN)系统，美国社区建立应急执行(CDC)体系。欧盟公共卫生实验室通过持续分享先进的诊断和研究，塑造出模块化、本土化的社区应急战略。三是社区持续更新防控理念和手段 ① 。如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协同治理的理念。西班牙建立社区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疫情防控伙伴协同应急机制。美国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联控体系 ② 。日本在防灾中发挥市民组织的作用，鼓励各区、市、町建立相应社区防灾组织，强化基层预防和处置灾难的应急作用等。尽管国外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与制度，但在此次疫情防控治理过程中，国外社区治理不力，错失了疫情防控良机;而社区民众对疫情轻视麻痹，错误认为没生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主动放松防疫戒备，导致国外疫情持续恶化。(二)国内社区应急治理相关研究综述1．明确社区是防控治理体系、治理实操机制的基石。面对此次凶猛传染疫情，最好的治理途径是阻断病毒传播路径;而基层社区是空间隔离单元最小、最有效的阵地，把全国防控疫情区域划分成独立社区来防守，是疫情防控成败的关键 ③ ，社区成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的“最后一公里”④ 。基层社区守护着广大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承担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内防反弹 ⑤ 的基础工作。基层社区防控治理经验印证了社会治理重心要向基层下移，要加快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⑥ 。基层社区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⑦ 。基层社区由常态治理体制转入战时应急状态，运用“网格化”管理体系，把好封闭管理关口，掌握动态变化数据，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回应居民服务需求，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⑧ 。2．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一是对社区疫情防控预判研判能力研究。建立社区防控应急预案，精准识别疫情风险度和加强防控教育、宣传，组建基层社区防控应急队伍等 ⑨ 。强化对病毒传播风险、路径的识别与排查，做实对疫情预报、预测、预警的精确研判 瑏 瑠 。社区防控分门别类作出相应预案，进行精准管理和动态监测。借助大数据等高端技术，科学建立起基层社区高危易感居民的数字模型，超精度锁定感染者及周围的密切接触群体，持续开展对高低风险群体的滚动研判 瑏 瑡 。二是对社区疫情应急联防联控能力研究。健全应急联防联控组织体系，加强社区防控工作的资源整合力度，充分发挥组织动员能力，组建疫情防控“红色志愿服务队”，将基层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 瑏 瑢 。基层社区利用拥有的制度优势、组织资源等，广泛吸纳社区居民(卫生、疾控、公安、城管、市政、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志愿者并组织他们参与防控，共同承担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责任。防控应急管理指挥8 8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 瑠 瑏 瑡 瑏 瑢T Tamed:《Fifteen years post－SAＲS:Key milestones in Canad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Can Commun DisＲep，2018，forty－four，pp．5．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10 年第 21 期。吴宗友:《空间重组背景下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的挑战与策略—以安徽省 Y 县城 C 社区为例》，《城市问题》2020年第 2 期。俞祖成:《加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团结报》2020 年 2 月 22 日。周清:《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光明日报》2020 年 2 月 25 日。贾玉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变迁与能力提升》，《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周向红、姚轶力:《从“小巷总理”到“国家治理”———从新冠肺炎社区防疫实践看治理创新》，《国家治理》2020 年第(1－2)期。孙柏瑛:《抗击疫情中基层治理问题检视》，《国家治理》2020 年第 5 期。汪碧刚:《用治理思维建立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国建设报》2020 年 3 月 5 日。周绿林:《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中国人口报》2020 年 3 月 11 日。胡金强:《守牢社区疫情防控“桥头堡”》，《淄博日报》2020 年 3 月 4 日。穆瑞丽:《建立健全社区精准化防控机制》，《河北日报》2020 年 3 月 18 日。

　小组将居委会、业委会、业务公司、驻区单位以及居民自治组织等负责人纳入其中，明确各方力量在危机防控工作中的任务。基层社区在疫情防控中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发挥上级政策和治理制度的推力，凝聚起“人心齐、泰山移”的整体合力，唤醒基层社区潜在的共同体意识，同心战疫。三是对社区疫情防控综合治理能力研究。基层社区要提升包含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因素的综合治理能力，即快速响应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协同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提高社区依法防控治理能力，对于隐瞒、缓报、谎报有关信息或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拒绝接受医学观察、居家观察等防控措施的，立即报警，依法处置。提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防控治理能力，精准监测溯源，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送，提高防控效能 ① 。提高社区防控服务能力，社区防控既看到“病”管控，也看到“人”服务。防控工作人性化，基本生活保障化，支持有序复工复产 ② 。提高社区防控工作标准化，制定防控排查管理、居家隔离、环境整治、困难群体服务及社区宣传、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稳控、社区防控评估等标准化工作制度 ③ 。提高社区网格员排查能力，组织大量的人力进入街区入户筛查，塑造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非正式网络，强化基层社区自我治理的约束力 ④ 。目前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研究方法欠缺基层实践，通过实证调查查找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问题的较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可操作性不强，大多为规范性、原则性的建议等。本研究注意突显学理研究框架和创新实践的逻辑内涵:在学理层面，注意丰富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理论，弥补学界对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层面，立足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开展调研，在全面评估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并据此提出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策略。二、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能力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承担着疫情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协调、应急精准管控等有效减轻灾难影响的岗位功能。构建实战性防控应急治理组合机制，使基层社区疫情防控预警、设卡围合、查验放行、排查隔离、宣传服务等防控应急治理措施全面落实、不留死角 ⑤ ，形成广覆盖、深嵌入和高强度的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格局。然而，在对基层社区进行大规模的专题访谈与问卷调查、研析之后发现，疫情大考下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行为能力与防控应急治理制度机制之间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 ⑥ 。(一)社区依法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紧迫性之间的矛盾突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传播速度迅猛。非常态下，上级给予基层社区执法自由裁量权，并赋予紧急行使的执法权力空间。基层社区防控管理链条迅速延展，疫情防控长链条和防控传导压力向下，社区承担着消杀、门禁、站岗、排查、隔离、扫码、体温测量及宣传教育、疫情监测、政策咨询、信息报送、环境整治、社区帮扶等艰巨繁杂任务，面临着时间要求紧、难以及时应对和监督问责严厉等压力。在疫情防控初期，基层社区防控治理工作有跑偏问题:有的基层社区实施“一刀切”式“戒严”，出现阻拦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回自家的小区、外地租户不准回小区居住等现象;还有的基层社区“以邻为壑”式“封路封区封户”，出现强行阻碍正常的交通运输，擅自挖断社区进出道路，以及采取强行封门、限制人身自由等现象;还有的9 8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①②③④⑤⑥徐隽:《社区治理微循环如何打通》，《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6 日。卞克文:《发挥社会治理优势 确保疫情防控落到实处》，《当代广西》2020 年第 4 期。凌云:《运用底线思维加强社区疫情防控》，《中国社会报》2020 年 2 月 24 日。马树海:《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存在难点盲点 要重点解决突出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20 年 2 月 4 日。周进萍:《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深化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群众》2020 年第 6 期。张爱民:《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出路》，《学理论》2020 年第 7 期。

　基层社区“层层加码”式“粗暴管控”，出现辱骂和殴打不戴口罩的社区居民以及闯进居民家中掀桌子、摔麻将、扇耳光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强行阻碍正常的交通运输、擅自挖断社区进出道路以及采取强行封门、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管控现象，为基层社会依法治理埋下隐患。(二)社区协同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主体单一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治理的主体是社区，多元联合治理的力量非常薄弱。基层社区防控治理的主体力量主要包括社区两委工作者、在社区工作的“包保”干部、疫情期间的志愿者以及“双报到”的网格员，基层社区中大量的有生力量未能及时有效地参与，基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未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繁重的防控应急治理工作，各类社群组织彼此之间差异大，协调难度大，参与度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形成社区多元防控协同应急治理的合力。一方面，目前社区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中缺少及时激活社群各类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职能权责和政策制度，对组织动员、凝心聚力的防控治理能力较弱 ①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模式条块化与公共服务统筹配置碎片化的矛盾也造成协同治理的机制不活、职责不清、边界不明、流程梗阻，致使协同治理能力处于“悬浮”状态。(三)社区风险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赋权不足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疫情防控是阻击战，更是持久战。随着基层社区防控工作量激增，人力不充足、治理难奏效的问题日益凸显 ② 。与此同时，大包大揽的基层社区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事权下沉、实权上移”，权责关系不对等，使基层社区在“第一时间”回应“第一现场”抗疫治理问题时，能赋权动用的执法权、财政权、资源权、协调...

篇六：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不期而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社会治理”再度成为公众争论的热词，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大考”将对我们我国的社会治理产生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钦州自然也不例外。一、因疫情而产生的社会治理问题

　 我市因开展疫情防控而实行限行、隔离、封闭管理、削减聚集等紧急措施，这让一些社会治理上的短板问题大面积暴露。一是部分冲突纠纷不能准时有效化解，造成冲突积压，增加群体性大事、个人端案

　 (事

　 )件风险。同时，小区封闭管理、餐饮店暂停服务、各行业临时临时歇业等，一些农村地区实行封路、堵路，限制出行等，可能造成一些群众的不满。二是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还没有适应防疫的需要。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联防联控的无缝对接力量有待加强。如交通卡口取得的外来人员信息没有准时推送社区网格，导致各社区网格员重复上门排查。三是综治中心指导协调力量不足。县、镇

　 (街道

　 )综治中心人员少，政府对综治中心职能不熟识，综治中心难指导、协调开展

　 业务工作。四是网格化管理存在短板。专职网格员占比小，网格

　员基本由村

　 (社区

　 )干部兼任，而每个村基本只有 4-6 名村干部，专职网格员很少，所以 95%以上村

　 (社区

　 )网格员不超过 6 人，基本没有志愿者。在当下网格员面临业务多、杂、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待遇差等问题，就对工作简单产生厌烦心情，进而导致辞职人员多，队伍不稳定。五是谣言管控力量有待加强。如此前有部分市民听信网络传言，消失大半夜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状况。六是部分老旧小区管理存在漏洞。我市、各县

　 (区

　 )老城区和旧住宅小区管理不够法律规范，出租房屋外来流淌人员居多，对进出小

　 区人员管理不严、不法律规范，公司与业主之间常常因服务不到位、车辆停放等问题产生冲突纠纷，导致部分小区人员不听从管理，简单滋生管理疏漏。七是社会治安隐患风险增大。在防疫期间，大部分企业实行停工停产、限制人员外出活动等举措，一些人由于不能在本地返工又不能外出务工，收入削减甚至消失“负收入”现象，存在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风险。

　 二、应对社会治理短板的对策及建议

　 (一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大力提升网格化管理实战效能，建

　议出台法律规范性文件，明确网格员的聘用、管理，明确各部门网格化工作的职责，提高村

　 (社区

　 )网格长

　 (村干部

　 )、网格员的待遇酬劳，确保聘请到素养力量能满意职责要求的专职网格员。二是加大投入，提升科技支撑，推动“雪亮工程”建设，建立社区大数据平台，努力实现全域掩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共享共治精细化管理的目的。三是强化业务培训，随着纳入网格管理的工作不断增多，相关业务培训也要准时跟上。四是实施镇、村干部年轻化战略，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干部力量素养能准时把握新学问和技能。

　 (二

　 )加大治安隐患排查。加强对吸毒人员、**人员、精神病患者等重点人员的管控，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和这之后的社会面

　 平安稳定工作，全力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完善大数据信息反馈及管理机制，实行工作环节、工作流程的制度化管理，提高信息无缝对接、快速运用的力量。

　 (三

　 )法律规范小区物业管理。加强对物业公司和物业人员的管理，街道办事处指导住宅小区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进一步法律规范压实辖区内小区物业管理责任。

　(四

　 )强化法制宣扬。创新宣扬方式方法，强化群众遵纪守法意识。借助微信、微博等互联网手段，让人民群众全面、深化了解了各类风险的危害和严峻性，特殊加大面对农村和基层群众的宣扬力度，增加听从政府风险防控管理的自觉性。此外，要阳光透亮

　 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准时召开风险防控新闻发布会，缓和民众的焦虑心情，确保大众的知情权，避开过度恐慌，遏制谣言的滋生集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2022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及其快速传播性，导致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大事。山东省于2022 年 1 月 24 日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大事

　 I

　 级响应，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急响应快速准时、应对措施切实有力、疫情防控卓有成效，较好地确保了疫情并未大规模集中，确保了我省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平安。然而，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各地的快速集中，我省疫情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在反思当前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战的同时，乐观研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一、基层社会疫情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众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

　 基层社会公众，由于训练水平、职业背景、个体年龄偏好等因素制约，极易造成其对于疫情咨讯的了解度、认知度偏低，最终致使其

　所获得的疫情信息不够完整，并继而造成

　 社会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缺失甚至产生针对政府疫情防控的不合作或抵制性行为。尤其在中共中心已明确新型冠状病毒病毒的传播性、危害性与防控的必要性之后

　 [①

　 ]，在新闻媒体强调加强个人卫生防范、出门佩戴口罩等警示下，社会公众仍疏于防范。其缘由主要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信息传播不够充分、疫情信息发布渠道过于单一化，如早期手机运营商对武汉漫出用户的监测数据并未通过公共媒介广泛公开，且信息发布渠道仅仅为官网等单一化渠道。

　 (二

　 )基层治理单位的疫情防控力量不足

　 新型冠状病毒病毒爆发后，我省于 1 月 24 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大事

　 I

　 级响应，以街道办、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实施疫情防控。然而，由于基层治理单位，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委会、城市边缘社区，缺乏专业化的公共卫生学问、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常识以及防控力量不足，详细表现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不够科学法律规范，如断路、堵路或一些不文明、污辱性标语或口号等防控过当行为;公共卫生危机防控行为缺乏人性化，而造成武汉归来人员对于自己身份产生认同危机与恐慌感;基层部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的配套设施不足、社区医

　疗资源亦严峻短缺，而造成其应对能

　 力极为有限。

　 (三

　 )基层社会疫情防控的数字化工具不足

　 新型冠状病毒病毒防控期间，我省基层部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多元主体参加”、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取得肯定治理效能。然而，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仍存在一些短板。如：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普遍过于依靠人工化治理工具，即主要依靠于人盯人、表格统计等消耗时间多、效率低的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人力、物力的铺张且为基层工作人员带来较为严峻的潜在卫生平安风险;人工化治理工具造成疫情监测数据统计存在重复性、低效性甚至无效性问题，如目前许多单位实施双测温表格

　 上报制度，对于一部分社会公众数据统计是重复的，尤其是层层汇总、上报的监测方式，造成时间、人力的大量消耗。

　 (四

　 )基层社会疫情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公众的职业形态日趋多样化，如网红、自由职业者、电商、共享经济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士愈来愈多;1994 年以来房改房政策实施以后，传统单位制住宅格局被打破;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人口的流淌性、简单性日益增加，上述新变化、新特征为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流淌人口

　(即租客

　 )的大量存在导致基层社会疫情

　 防控极易存在真空地带，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由于没有雇主和单位而不需向单位上报个人信息、单位制宿舍里出售房产住户或租赁住户的流淌性较强亦难以频繁收集信息，因此，该群体人士极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公共卫生平安信息收集的真空区域，为基层社会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与诸多潜在风险。

　 二、提升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力量的对策分析

　 (一

　 )健全疫情信息发布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化

　 建议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透亮

　 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疫情信息公开发布机制，以确保

　 各级政府部门、基层治理部门与社会公众间信息的对称性。第一，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采集与公布的公民参加机制。可依托业委会、网格员、楼组长或社区派出所片警制度，建立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平安状况信息收集与关心云平台，一方面建立社区居民对个人患有传染性病症主动申报的物质或精神嘉奖制度，另一方面，在该平台为主动申报的社区居民供应免费或低收费的线上或线下医疗服务，可有效激励社区居民的主动参加。其次，建立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发布的常态化机制。在社区居民公共卫生平安状况信息收集与关心

　云平台基础上，建立社区居民个体公共

　 卫生状况的定期上报、统计制度，实现对社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常态化监测与信息发布，以实现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的猜测与预警。

　 (二

　 )完善疫情防控配套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专业化

　 ******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体系，并强调指出要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力量建设

　[②

　 ]。

　 建议进一步完基层社会疫情防控配套机制：第一，加大基层公共卫生便民化设施投入，尤其是社区医院、村卫生所等基层公共卫生设施与医疗资源，提升其公共卫生应急防控力量。其次，逐步建立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公共危机管理力量培育机制，如可通过

　 为基层部门工作人员开设基层管理者公共危机管理力量培训的线下或线上课程，以推动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行为的专业化水平。第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加强由自然灾难、公共卫生问题等其他类型致灾因子所造成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设计，推动基层制度创新，逐步补齐基层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短板。

　 (三

　 )建立多主体协同防控机制，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

　统化

　 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主体并非仅仅包括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关，还应包括所在地的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且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可采用其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发挥乐观作用

　 [③

　 ]。******亦强调指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应建立健全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与多部门协同机制

　 [④

　 ]。2022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治理过程中，大量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主动发挥其自身优势，乐观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为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应基于我们我国基层治理制度特色，即“党建引领

　 +多元主体参加自治”的复合性治理架构，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自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参加疫情防控的协同制度、协同平台及其激励动员机制，以确保多

　 主体协同防控机制的法律规范化与长效化，继而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系统化。

　 (四

　 )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以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精准化

　建议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具数字化，**疫情防控管理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切实推动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精准化。如：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公开过程中，可综合考虑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水平以及不同性别群体猎取信息资讯的偏好与工具，选择手机短信、微信、电话语音通知

　 (盲人

　 )、微博、新闻联播或滚动新闻、交通广播等多元化渠道;在基层社会公众公共卫生信息收

　 集过程中，将传统人工表格式填写转变为数字化工具，如将双测量工具由表格式人工统计转变为二维码填写、出行信息云平台登记等;在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信息收集中，加强多部门协作以避开信息孤岛、信息壁垒等数字化治理问题，如手机用户流淌数据、高速大路出入口监测数据等多种数字监测平台间可建立共享、公开机制。

　 [①

　 ]陈芳、董瑞丰、陈聪、田晓航：《共和国的战“疫”时刻》，载《求是》2022 年第 5 期。

　 [②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力量，健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2 年第 5 期。

　 [③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 页。

　[④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力量，健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2 年第 5 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农村地区防控防疫基础薄弱，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区域。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治理体系重要基石，也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领导力气。突发疫情成为检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状况的试金石。本文实行网络信息搜集、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北京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状况和基层组织所实行防控防疫措施，分析疫情下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机遇，进而提出应对疫情，完善乡村基层治理的几点建议。一、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主要措施

　 (一

　 )落实四方责任，实施联防联控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成为疫情防控一线的“主心骨”，到村到户保障政策通达准时精确

　 。各区、乡镇、村应对疫情防控确保医疗、卫生、疫情核查、人员管理、物资发放等多项工作稳定有序实施，确保人员到位，信息畅通，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大兴区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精准施策，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篇七：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减灾· 2021 · 2 月上今年以来，我国基层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凸显出在依法治理、协同治理、风险治理、精细治理、专业治理等方面能力上存在的不足和短板。这也为基层应急能力的提升提出了问题，并提供了党建引领、完善法制、专业精治、激励参与、数字赋能等建设方向。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能力问题调查及建议■　 房

　建论坛42 中国减灾· 2021 · 2 月上。

　。. .。

　。

　43 2 月上· 2021 ·中国减灾2020 年 2 月 22 日，安徽合肥朱岗社区巾帼志愿者指导居民使用网上居民健康登记

　中新社发

　毛菡菁 / 摄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持续蔓延，感染人数、感染速度、病死率在快速攀升，境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转好向好。总结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防控治理成效，最突出的亮点是基层社区发挥了防控预警、疫情减缓、隔离处置等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和稳防稳控等阻断输入性传染“最后一公里”和防控内源式传染“最坚强堡垒”的作用，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应急治理能力和水平凸显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展示出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制度强大的优势。基层社区防控应急能力面临的突出问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多元耦合防控作用中的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是一个大考。通过对基层社区进行大规模的专题访谈与问卷调查研析发现，疫情检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应急能力与制度之间面临着五个维度的突出问题。（一）社区应急的紧迫性与依法治理能力之间的问题。疫情发展传播极快，遏制快速蔓延扩散的重心是控制社会人群流动，基层社区担负起封闭隔离切断病毒传播渠道重任，应急紧迫的防控管理链条迅速延展，监测疫情、测量体温、排查人员、站岗值守、宣传政策、防疫消杀、信息报送、环境整治、困难帮扶……一项项艰巨的防控任务接踵而来。压力传导底层加上防控长链条，使防控一线的基层社区承载着时间紧、任务重、难应对和问责严等“顶雷”一样的压力。一些基层社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属地管控：实施“一刀切”式的社区“戒严”、“以邻为壑”式“封路封区封户”、“层层加码”式“粗暴管控”，滥用权力违法管控与提高应急治理能力相悖，视觉上看似提高了防控效果，实质是于法无据、脱离法治的极端化管控，为社会依法治理埋下信任危机的隐患。（二）社区应急主体单一性与协同治理能力之间的问题。部分社区防控应急治理主体单一，多元协同治理较薄弱。社区治理的主力是社区工作者、下沉社区干部、双报到党员志愿者，社区其他治理力量并未有效跟进，社区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群体未得到充分动员，其作用未充分发挥。体量庞大的社群组织，面临群体差异大、协调难度大和认同感不强等困境，难以及时凝聚成协同参与防控应急治理的合力。社区中的社群组织参与度不足、协同治理能力缺失，既有基层社区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主因，如行政管理模。

　。. .。

　。

　44 中国减灾· 2021 · 2 月上2020 年 2 月 27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居民通过微信平台进行打卡，向社区工作人员通报日常情况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 摄论坛式条块化与公共服务统筹配置碎片化，不能满足协同治理的需要，协同治理能力处于“悬浮”状态；也有社区受限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缺少激活社群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职能权责和制度的原因，使动员、组织、凝聚社群组织参与应急治理能力较弱，突显基层社区防控应急协同治理能力短板。（三）社区应急赋权不足与风险治理能力之间的问题。防控抗疫是阻击战更是持久战，综合防控抗疫职责的持续下沉，使基层社区防控工作量呈指数式增长。承载防控责任的基层社区，手中几乎没有权力和资源，“任务下沉、权力上移”的权责关系不对等、权责职能相背离，弱化了基层社区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治理能力，表现为应急研判不适、风险治理滞后。一些社区在此次应对抗疫中的突发事件时，不能自行决定，必须层层上报，信息在行政层级间传递形成了风险治理空档期，造成事件恶化，疫情扩散，错失良机。发现问题同步快速解决的权力行为有缺陷，影响了对风险治理问题处置的及时性。基层发声微弱，传递有心无力，使上级对来自基层问题性质的研判、评估和决策有时滞，导致真实了解基层情况的社区在面对一线疫情局势瞬息万变的环境时，呈现出应急治理适应性、风险治理回应性等能力有欠缺的现象。（四）社区应急压力与精细治理能力之间的问题。精细化和网格化是应急治理中贯彻危机治理决策和避免重大民生问题的重要保障。400 万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战斗在 65 万个基层社区，平均 6 个社区工作者守护一个社区，每位社区工作者对接服务 350 名群众，发挥着“千条线、一根针”的“针头”作用。在“民有呼、我有应”诉求的网格化精细治理场景中，资源整合不力与人员组织不足的不匹配性导致防控网眼过粗、过大，难以做到精准治理有效；防疫专业知识缺失与担负防疫工作角色的不适应性使得防控精细治理“力不从心”。“白 + 黑”与“5+2”长时间、大压力的超负荷运转，使众多社区工作者面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冲压。上级考核检查、监督问责，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的激励方法与手段，强化了基层社区工作的压力性与职业倦怠的双重叠加，动力不足与发展枯竭感，致使精细化治理能力提升有梗阻。（五）社区应急组织性与专业治理能力之间的问题。基层社区防控应急组织能力有欠缺，疫情防控中疫情预警、应急。

　。. .。

　。

　45 2 月上· 2021 ·中国减灾响应等多处于被动状态。专业治理能力较弱，“眉毛胡子一把抓”，监测不规范、筛查不专业、处置不科学。防控应急治理预案技术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实操性较差，难以及时有效应对疫情的高风险。基层社区组织管理、人员资源配备和信息流转互动等衔接缺位，专业化监测治理机制不健全，技术化排查治理有效性不足。源头管控薄弱和防控风险链断裂等疫情反弹接连发生。社区应急组织建设滞后、软硬件建设薄弱、外部支持无力、专业治理管控缺抓手，依赖“数据”防疫有之、依靠通行证防疫有之，基层社区防控专业化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提高基层社区应急能力建设对策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模式包括权责清晰的应急治理体系，专业系统的应急治理机制，多元参与的应急治理主体，数字科技的应急治理支撑等。以此目标为导向，构建防控应急治理组织化、法治化、精细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等“善治、法治、精治、自治和智治”协同融合、互动支持的能力建设机制。（一）构建党建引领的应急“善治”格局。突出基层社区党组织在防控应急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保证基层社区党组织在常态化抗疫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统一的领导权，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领导组织基层防控力量，领导动员基层防控工作，以党员下沉机制常态化、党员“双报到”机制长效化，全力推动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见成效。构建党建引领社区防控应急治理的“制度—组织—纪律”与“责任—能力—方法”相融合的“善治”格局。全力推动防控应急工作延伸覆盖全方位，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演练到位，把各类社会组织动员到位，把整合各方力量的机制健全落实到位，把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能力提高到位。实现基层社区防控应急“全周期”治理工作新格局，推动基层社区从公共服务供给、应急动员能力、应急治理机制等防控运转的各环节进行科学防控统筹。变被动的应急响应为主动的预警治理，变静态的资源配置为动态的能力提升，实现平战良性转换。（二）完善权责一致的应急“法治”体系。反思疫情防控时期偏离法治轨道的执法问题，依法防控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实践证明，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效率取决于明晰的权责边界，建立基层社区权责匹配相宜机制，赋予基层社区更多介入危机治理机会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基层社区抵御风险的能力。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治理，防止违法管控，防止打着“疫情防控”的幌子侵犯公民正当权益的现象发生。强化依法办事、依法防控、依法治理，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政策设计与应急治理措施有机衔接、协同共进，推动基层社区防控措施与依法治理同向发力，增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应急治理的法治能力，化解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发现预控等影响疫情防控的矛盾纠纷。建立健全依法排查发现、隐患处置、问题解决机制，提升法治化应急治理能力，彻底消除公众疑虑，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支持。优化基层社区应急防控资源配置的事权和物权，探索建立面向基层社区的防控资源统筹机制，推动人财物下沉基层社区，并实现责权利对称。（三）建立专业系统的应急“精治”机制。建立健全专业应急治理防控体系，精准风险识别、精确隐患排查、精细监测预警。专业化编制风险等级分布图，科学化实施风险等级评估，针对性开展风险形势会商研判，提升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等专业化“精治”治理能力。探索建立“基层社区吹哨、政府部门报到”的疫情风险预报、预测、预警的“精治”模式，推动应急治理重心下沉、力量下移，实现疫情风险防范无盲区、无漏洞、无死角的全覆盖、链条式、动态化防控应急精准治理。**基层社区赋权不力、资源不足、专业不精、网格不全等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盲点和堵点。建立以基层社区为核心的专业化应急联防联控机制，快速阻断疫情传播、落实患者救治与对接医疗资源、宣传教育与社会动员、落实社会救助等“点对点”精。

　。. .。

　。

　46 中国减灾· 2021 · 2 月上论坛准服务。建立以基层社区为核心的专业化应急群防群治机制，探索社区卫生资源整合和社区人力资源联动，实现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的资源衔接、人员调配和角色互换，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和人力支持。（四）激发人人参与的应急“自治”活力。应急治理成效在当下、功夫在平时，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应急治理运行机制，实现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多元互促、同频共振、联合联动应急治理的系统集成。疫情防控是对社区集体意识、公共精神、自治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的自我隔离、自我服务、自我防护等阿米巴式“自治”能力展示，凸显群防群控的人民战“疫”伟大成效。据此，激发社区群众深度参与的“自治”活力，实现由“袖手看”到“拍手赞”最后到“跟着干”。建立人人参与的群防群治机制，延伸触角到户到人，形成一呼百应、齐心协力的多方参与新局面；建立防控应急治理线下线上“自治”融合动员机制，打造统一调度、双向互动、分级分层管理的资讯信息平台，构筑线下线上联动协同机制，提高人人关注和人人参与的社会化网络、专业化治理能力水平。建立人人有责与人人享有的责权利相联“自治”制度，有效化解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自治”难题。（五）推进数字赋能的应急“智治”支撑。防控疫情要心中有“数”。探索建立社区应急治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物联网信息技术数据库，为常态化应急治理的监测、防御、防控、防治提供数字赋能的“智治”支撑。借力城市大脑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互联网 +”社区的数据技术网络平台，汇集社区公共服务、医疗资源、信息资讯等功能，上连智慧城市公共服务云平台，下连智慧社区综合服务终端，为应急治理提供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相生、相通、相融的智慧化平台。实施“物联网 +”社区的物防治理新机制，将政府 APP、市长热线、微信平台和办事通手机终端等整合接入“物联网+”信息系统，驱动社区公共事务动态管理、监测监督和分析评估的“智治”网络，实现数据集成、部门协同、跨区联融、共建共享等应急治理“智治”新模式。延伸扩展“智治”大网络，形成街道、社区、个体应急“智治”网格触点，提升基层疫情防控应急治理精准、服务快捷高效的智能化水平。加快出台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智能化的制度与政策，建构“数据赋能”支撑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实现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智治”的实效化。( 本文系 2020 年度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项研究课题“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QSYJ20201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系中共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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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工程1 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更是一次重大考验。***总书记强调：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基层基础是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保障。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切身利益，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 基层应急治理能力的短板与不足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基层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疫情防控中，从城市社区到乡镇、街道和农村，广大基层领导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迅速应对，基层防控的重要性得以充分体现。从总体上看，这次疫情“大考”，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在基层治理方面，也暴露出基层应急能力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2.1 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备豫不虞，为国常道。风险防控是基层应急的关口前移和源头治理，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首先，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例如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着“重处置，轻预防”的思想，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很多群众的自我防护、自救互救意识普遍较弱；农村地区的科学防控和依法防控意识欠缺等。其次，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风险排查和监测预警机制有效性不足。在疫情防控前期，由于缺少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疫情预警、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多处于被动状态。风险防控机制是控制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然而基层工作中，普遍存在对风险排查和治理工作流于形式，隐患排查不细致，监测不规范，预警不及时等问题，直接影响应急响应和处置的效果。2.2 社会协同参与有效性不足应急管理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还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众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疫情的防控之中，充分体现了多方参与的重要力量。但在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方面还存在社区治理能力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不足等问题。由于社区软硬件建设薄弱和外部支持不够等原因，影响了社区自主治理能力的发挥。从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来看，目前大多数社会组织面向全社会，专门服务社区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力量薄弱。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多以文体活动类为主，社会事务类社会组织少，导致应对疫情时，社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严重不足；或者组织松散，难以迅速形成战斗合力，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有待加强。2.3 应急物资保障受制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急物资保障是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物资基础和重要保障。疫情防控中，由于防护服等重点医用防疫物资的储备种类和数量不足，物资保障受制约，导致防控前期各级政府都出现了物资供应紧缺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基层，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短缺的情况更为突出。同时，由于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不健全，物资储备社会参与程度低，缺少上下联动急物资储——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我省基层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B19SH02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王晓端（1982-），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应急管理、社会治理等研究；王飞（1982-），男，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与传播、应急管理等研究。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y at theGrassroots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王晓端 WANG Xiao-duan ；王飞 WANG Fei（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石家庄 050000）（Hebe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hijiazhuang 050000，China）摘要：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基层应急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疫情防控中基层应急能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物资储备、完善预案以及数字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Abstract: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grassroots emergency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grassroots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building grassroots emergencyrespons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aterial reserves, improvement plans,and digital technology.关键词：

　基层；应急治理能力；疫情防控Key words: grassroots level；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y；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中图分类号：

　D6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11（2020）16-0008-02·8·DOI:10.14018/j.cnki.cn13-1085/n.2020.16.004

　Value Engineering备网络平台，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对于应急物资的品种数量情况，以及物资的接收、支出和使用流程等情况，很难准确掌握，对物资的监管不到位。2.4 应急预案体系不健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使应急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长期以来，我国应急预案普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基层应急预案由于覆盖面不足、缺少演练等，导致预案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更为突出。此次疫情防控中，大多数预案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据调查，很多基层政府在 2003 年非典之后，都编订了相关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但是十几年以来，由于几乎没有发生这类事件，没有对预案进行过专门的学习和演练，也没有对内容进行过修订，因此，这样的预案很难在面对疫情时发挥其指导作用。3 提升基层应急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基层应急治理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这一总体要求出发，提升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应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构建多元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以系统科学的运行机制，推行精准治理模式。3.1 建立分区分级风险防控机制，实现风险防控精准化3.1.1 分类分级，精准排查风险的分区分级防控，就是以区域为单元，对风险情况进行合理分类分级，采取分类施策的方法，制定差异化精准防控策略。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四大类。每类风险按照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分为高、中、低等不同级别。建立基层分区分级风险防控机制，就是对所在区域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建立排查信息数据库，精准掌握各项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做到关口前移。3.1.2 科学监测，及时预警根据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风险，综合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等现代技术，以及网格员、信息员等传统方法，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准确发出预警信息，并根据事态发展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防控措施。3.2 完善协调联动防控体系，实现协同治理精准化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度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防控体系，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机制。3.2.1 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引领作用，调动社会资源，整合基层党组织，建立网格式党政领导应急管理组织体系。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发挥群防群治力量，组织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辖区突发事件的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落实属地“网格化管理”及相关措施，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做好应急管理工作。3.2.2 加强社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而农村又是疫情防控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社区和农村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提高社区、农村治理能力，要以网格化治理为基础，依托大数据平台，构建社区、农村网格化防控体系。同时，以社区为纽带，推动社区治理“三社联动”模式，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安全社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平台和载体，充分调动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建立社区、村、家庭的自救和互救体系。3.2.3 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等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统筹协调各方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工作。通过构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增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络和沟通，有序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鼓励专业组织如应急救援组织、心理学会等为基层治理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持，使社会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同时在履行职责、落实责任等方面，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3.3 健全统一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实现物资储备和调配精准化①制定应急物资管理办法。规范基层应急物资储备、调运及监管制度，加强对应急资源储备与调配的动态监管。确保物资接收、支出、使用和监管全过程，透明、公开、高效、有序。②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加强物资储备和防疫设施建设，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应急储备清单。在科学确定储备物资的品种和数量的基础上，构建以政府储备为核心、社会力量储备为补充、家庭储备为前端、生产企业提供代储的多元化、多层次应急物资储备网络。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应急物资保障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应急物资层层储备，互通有无的目标。3.4 完善和修订应急预案，实现预案精准化在对风险分区分级的基础上，完善和修订各级各部门应急预案，特别是重点地区如社区、农村、学校、企业等应急预案，扩大乡镇、街道等基层预案的覆盖面，制订具体有效的防控、监管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等措施，并围绕预案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方式的预案演练，提升预案的精准化和可操作性，保障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3.5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助力基层应急精准化管理数字技术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疫情应对过程中，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基层防控中的作用充分显现。提升基层应急治理能力，要更加有效的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向社区、农村等基层下沉，发挥其支撑作用，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参考文献：[1]李颖.运用系统思维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N].重庆日报，2020-2-6（011）.[2]董若愚，于涣茹，伍万云.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应急管理联动机制研究—— — 基于安徽省皖南地区部分相邻地区乡镇的调查[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3）.[3]张再生，孙雪松.基层应急管理：现实绩效、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4]王永龙，江飞，黄建国，吴艾玲，夏琦.机构改革中合肥基层应急管理机制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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