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政治“吸纳”:类型、表征及风险规制*

张爱军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西安 710122)

后真相政治时代的到来使得情感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凸显。情感作为一种资源和力量得到学界研究的重视。情感成为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情感研究集中于社会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粉丝文化中的情感劳动以及谣言生成及传播中情感因素的影响机制等领域;心理学主要探析个体及群体层面的情感发生机制及情感生成的影响因素;教育学则侧重于情感对课堂氛围以及学生知识接受度的影响。

政治情感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后真相时代背景下情感的政治影响研究;着眼于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和动员策略研究;对情感与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辩证关系研究。现有研究多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探析情感在政治传播或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机制和使用策略,而缺少从宏观角度探析情感的政治影响,使得政治传播的情感研究仍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主要以情感的政治工具化为立足点,借情感的政治“吸纳”来阐释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对情感工具化使用的表现和策略,探析当情感被过度工具化、策略化、模式化使用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规制建议,以此确保政治情感的健康发展。

政治情感俨然成为一种新型政治工具。政治情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 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 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态、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 它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 是政治的隐性结构”[1]。

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反映,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内在驱动力。政治文明同样包括政治情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现代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拥护、爱戴、忠诚的政治情感。但不同主体采取差异化策略完成政治情感的政治吸纳,即通过政治情感的策略化调用完成政治权力的建构和政治利益的获得。现代政治包含多元的政治主体,既包括立法(议会)、行政(政府)、司法(法院)、政党这些传统型政治主体,也包括利益集团、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等新型多元主体[2]。政治情感的政治“吸纳”也相应地分为以政府方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情感吸纳和以社会方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情感吸纳和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中国政治主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体,这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主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主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主体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体。政治情感的主流化“吸纳”表现在对这些制度的拥护、爱戴、忠诚、捍卫、维护和支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现实和网络都要维护宪法权威和宪法尊严这一大前提下,又因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利益诉求、意识形态诉求不同,形成了价值、利益、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诉求和多元情感诉求,这些情感在被政府一方主流化“吸纳”的同时,也被社会一方进行着非主流化的多元化“吸纳”。

政府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是指政府方将情感因素纳入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轨道。通过情感因素的有效调用,达成提升政治传播效果、强化政治共同体认同、优化政治社会治理、促进政治社会稳定的作用。根据作用方向的不同,政治主体对情感的“吸纳”在政治传播、政治认同建构、政治社会治理上均有体现。

(一)政治传播上的情感“吸纳”

政治传播上的情感“吸纳”是指将情感作为确定传播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表现为在传播主体、内容、形式上重视情感因素的调用。以“事实+情感”的宣传方式进行传播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运用情感策略提高政治传播效果。具体而言,政治传播上的情感“吸纳”表现为传播主体的情感贴近、传播话语的情感构建、传播渠道的情感网络搭建。

第一,传播主体的情感贴近。新传播革命重构了传播生态格局,颠覆了以往自上而下、单向传播的政治传播模式。新媒体的赋权催生多元传播主体,打破了传播的层级壁垒,各种政务新媒体与网络问政平台的开办拉近了传播主体与民众的心理距离。***总书记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积极号召各级干部主动与民众交流沟通,利用互联网络打破科层制传播壁垒,以传受主体的直接对话拉近两者间的情感距离,这也是当下传播主体情感贴近的直接表现。

第二,传播话语的情感构建。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的社交方式、话语惯习、注意力发生重大转向。通过政治话语的情感内嵌提升政治宣传效果成为主流政治宣传的重要转向。话语方式从说教式向对话式转变。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的单方面灌输以及政治观点的强行说教,当下的政治话语的情感因素突出,话语文本通俗易懂,对政治观点的传播既晓之以理,更动之以情。使得政府方的主流宣传表达与公众的话语感知形成“对流”,并于两者的情感互动中实现“价值同构”。政治话语文本也更重视娱乐化表达,寓教于乐,以年轻人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话语宣传,如《主播说联播》节目便大量使用了一些网络流行语,以诙谐幽默的表达拉近与受众的情感距离。

第三,传播渠道的情感网络搭建。在政策传播领域,政策制定者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回应公众需求以及优化政策传播效果,也有意推动传播渠道的变革。从单一的政策传播模式演变为以科层制内部传递模式、大众传媒宣传引导模式、新闻发言人信息发布模式以及新媒体双向沟通模式并行共生的传播矩阵[4]。以优化传播资源配置迎合受众阅读惯习变迁,以受众间的情感网络搭建提升传播效率。通过创新宣传渠道,积极入驻微博微信客户端,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渠道拓展以及形式变革主动迎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与喜好。通过借助社交媒体的关系网络强化传播渠道的情感网络搭建,促使传播内容在受众所属的圈层内流转。

(二)政治认同上的情感“吸纳”

政治认同是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部分,是政权合法性的情感来源和社会情感基础。

政治认同根据认同客体的不同层次可分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在政治认同的建构上,情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政治认同上的情感“吸纳”表现为在政治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情感被策略化调用以强化政治认同效果。

第一,通过集体记忆的情感构建形塑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更多地通过集体记忆的传承进行建构,主要是通过仪式、象征物、教育等形式进行记忆的传承。通过记忆的传承和唤醒强化共同体内部的情感共鸣,以此增强“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如在国庆阅兵仪式中,磅礴背景音乐的听觉呈现和庄严阅兵仪式的视觉呈现能够直接对仪式的观看者进行情感和记忆唤醒,并借以激发其自豪、激动、愉悦等情感来强化其家国认同。

第二,通过“他者”身份的对立情感构建强化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体两面,民族既是一种对“自我”群体归属的认同过程,也是一种对“他者”群体的异质认知过程[5]。

民族认同的政治建构也正是在一种假象性的“排他”观念下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国民哀悼遇难者同胞时也伴随着对那段记忆的集体回顾,悲痛、愤怒的情绪突破时空限制萦绕于每个默哀者的心头。共同历史的“想象性再现”往往使用着一种“我们-他者”的二元对立框架,以此强化对“他者”的敌对性愤怒与对“我们”的沉痛性哀悼,这种愤怒与悲痛的情绪也于无形间强化了共同体的内部认同感。

第三,通过“树立典型”的正向情感引导价值认同。使用主流价值观结合情感的方式进行传播是常用的一种情感方式。既考量到受众信息接收的情感方式,又根据对受众从众、模仿心理的把握选择相应的价值传输模式。如通过《感动中国》的节目方式进行主流价值传播,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梳理唤醒公众的“敬佩”“尊重”等情感,以此来强化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接触与认同。寓教于乐,以民众喜闻乐见、树立典型、学习榜样的方式进行主流价值观的输出与传递,从而引导民众接受、认可并内化其背后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念,形成对主流价值的认同。

(三)政治治理上的情感“吸纳”

政治治理上的情感“吸纳”在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两个层面皆有体现。

第一,在治理制度层面,政治治理的情感“吸纳”是指政府将情感因素纳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和规则建设,形成中国特有的“情感”治理。情感治理是指在包括行政事务与生活事务在内的日常人情事理处置过程中,主事组织与主事人运用“以心换心”的思维、以情换情的方式、以德报怨的方法、以情感人的境界,在遵循既有科层制法理规则与程序基础上,以“以心换心”的情感方式推动社会秩序安定、提升发展绩效的情感治理方式[2]。如在国家制度层面,推出“对口支援制度”大力帮扶西部欠发达地区,并对其进行经济、教育、人才、医疗援助,积极开展精准扶贫项目帮助贫困人口脱贫。通过“民心工程”的制度安排强化国家与民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情感联结。在社会制度层面,成立各种基层社会群体组织,推进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保护力度,关心其诉求,保障其权益。通过这些制度的建设和推广,在强化社会治理功效的同时,拉近国家主体和民众的情感距离。

第二,在治理方式层面,政治治理的情感“吸纳”是指将情感作为政治治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表现为情感的政治决策标准化,即将情感因素作为政治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重视公众情感的趋势与走向,注意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强化公众情感的公意代表性。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情感进行治理,对民众情感走向进行监督和预判,将民众情感作为政治决策因素,以此来帮助政治社会趋向稳定。

第三,政治主体对情感的“吸纳”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是在政治传播、政治认同建构,还是在政治社会治理中,政治主体对情感的“吸纳”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1.正向情感的政治调用。主流政治主体对情感的使用多以信任、认同、共情等正向情感为主,以“正能量”为情感使用主线,积极传播和培养正向的社会氛围;2.情感的理性量化使用。结合理性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民众情感进行精准量化,将民众情感作为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此达到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平衡;3.以基调情感为主要收编对象。“基调情感现象”是一种较为长期的、稳定的情感性情,如“信念”“忠诚”“情感定向”“情感氛围”等[6]。以政府方为代表的主流政治主体对情感的吸纳也主要以“信念”“忠诚”“情感定向”等长期性、稳定性的基调情感为主,以此营造正向积极的社会氛围,改善民众的社会感知,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治主体对情感的“吸纳”在政治传播、政治认同建构、政治社会治理三方面均有体现,并通过对情感因素的合理调用达到了优化政治传播效果、强化政治认同、优化社会治理的目的。

社会对政治情感的“吸纳”包括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和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与政府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社会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既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也具有特殊性。社会对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主要是指普通民众主体通过对情感的策略性使用实现民意汇聚、舆论制造、利己获益的目的。社会对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的本质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策略与剧目安排获取相应的“情感资本”,即通过情感的渲染和调用唤起社会层面的情感共鸣,通过情感促使民众的行为转向,进而汇聚社会抗争的力量。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主要表现在社会动员、政治参与、舆论监督三个方面。

(一)社会动员中的情感“吸纳”

社会动员中的情感“吸纳”表现为对情感的工具化使用。在国家转型的变革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动员事件频发。学者杨国斌指出,悲情、愤怒、戏谑已成为社会动员的情感主线[7]。社会动员也逐渐演变出“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等策略与剧目,情感成为社会主体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部分社会主体主要通过对悲情、愤怒、戏谑、恐惧等负面情感的调用激发群体的强烈情绪反应,诱发民众的行为反抗。常见的社会动员事件使用的情感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悲情博取同情、以戏谑进行反抗、以愤怒凝聚力量。1.以悲情博取同情。在社会动员事件中,一些社会主体深谙情感的调用策略。一般会进行强烈的悲情渲染,如凸显弱者身份、制造强弱身份对比等强化动员主体的“弱势感”,以此博取大众的关注和同情;2.以戏谑进行反抗。作为资本和权力的弱势方,部分社会主体出于对主流政治权威的恐惧,往往以情感伪装即戏谑的方式进行反抗。如采用反讽、自黑的情感方式表达对主流政治权威的反抗态度;3.以愤怒凝聚力量。愤怒情感极具破坏性,部分社会主体通过对民众愤怒情感的煽动,引导民众做出非理性行为,进而达到利己获益的目的。

第二,情感与身体的互嵌使用。情感是由社会建构的,情感的表达和流动与社会权力相关[8]。在动员资源和权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动员主体通过不断开发情感资源、创新抗争剧目进行相应的社会资本汇集,最为明显的便是身体与情感的结合。如底层社会动员主体常采用以死抗争、以身抗争的“表演式抗争”。弱势动员主体往往会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在媒体面前进行图像政治表演,以对身体的伤害和残缺换取强烈的视觉冲击,身体成为一些底层动员主体的政治博弈资本。表演式抗争敏锐地打量着视觉文化时代公共注意力聚合与生产的一切策略,最终在视觉性、戏剧性、仪式性三个维度上演绎着弱者的抵抗智慧[9]。使得普通民众得以在权力面前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并通过聚合公众围观和公共讨论的方式达到自己制造政治议题和引导舆论的目的。

(二)政治参与中的情感“吸纳”

政治参与中的情感“吸纳”表现为情感的政治诉求化,即以往理性的政治参与被以情感为主的感性政治参与所替代。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后真相时代,政治信任危机蔓延,公民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出现非理性倾向。

第一,政治诉求情感化。政治参与中对情感的“吸纳”首先表现为民众情感的政治诉求化,即民众将情感满足视为政治诉求的最终目的。这使得民众的政治诉求出现脱离实际、偏向理想化的趋势,加速个性化政治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新媒介的崛起改变了情感表达的规则和权力关系,社会弱势群体和普通网民成为情感表达和政治参与的主体。相比于以往精英阶层主导的政治参与体系,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下沉虽彰显了政治参与的公正平等性,但也招致了情感性、非理性政治参与的蔓延,部分社会主体的政治诉求脱离现实和理性原则,民众对政治议程的关注更多是基于对自身利益诉求的满足,带有强烈理想化的情感色彩。一旦其政治诉求未被官方接纳,便可能降低民众的政治效能感,甚至诱发政治反抗,催生政治不信任,并为政治阴谋论和政治谣言的滋生提供沃土。

第二,政治操纵情感。政治参与对情感“吸纳”的另一表现是对情感的政治操控。当民众的情感成为影响其政治参与的主导因素,事实和真相被情感遮蔽、被观点掩盖、被立场漠视[10]。政治参与也就面临被操控的可能性。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便是情感主导民众政治参与的直接体现。民众情感就被其团队进行了精确量化、有效操纵,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特朗普自己也通过社交平台的情感动员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决定。情感“吸纳”导向下的政治参与吞噬了理性的公民精神,既带来政治诉求的理想化、空想化,又使得政治参与陷入政治操纵的困境。

(三)舆论监督中的情感“吸纳”

舆论监督中的情感“吸纳”表现为情感对公民权利的强化以及情感的社会资本化。情感既带有明显的资源属性,又彰显着强烈的力量属性。情感的聚集和爆发能够给政府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11]。普通民众利用情感的汇聚强化其力量的建构,以此换取对其权利的保障。

第一,情感对公民权利的强化来源于政治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政治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底层群体的情感体验很难获得进入公共空间的常规渠道[12]。即使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背景下,民众的声音也被湮没于与互联网伴生的海量信息中。情感体现于关于价值的判断,并成为民众行动的推动力量。情感对公民权利的强化遵循着“人多势众”的非理性逻辑,旨在借以情感汇聚力量。公众面临舆论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或愤怒、或同情,这种情绪迅速在网络空间蔓延开来,完成力量的汇聚。简而言之,即以情感完成民意的汇聚从而增强民众进行舆论监督的博弈资本。

第二,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同样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是在政治动员、政治参与还是舆论监督中,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重视负面情感的政治调用。社会主体对情感的使用也多以悲情、戏谑、愤怒等强烈而又负面的情感为主。通过强烈的情感刺激唤起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将情感的满足作为首要目标,奉行“情感至上”。无论是在社会动员、政治参与还是舆论监督中,民众首先重视的是对自己的情感和想象的满足。认为凡是不适合自己情感期待的,皆是虚假的和充满阴谋的;对情感的“吸纳”呈现出圈层化特征。不同的非主流政治主体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主张,其对情感的“吸纳”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如民粹主义者主要通过愤怒和戏谑进行情感动员。

第三,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遵循将社会问题情感化、立场化和个人情感集体化的双重逻辑。将情感作为衡量、评判社会问题的标准,将“是非”问题转化为“善恶”问题、“立场”问题。将个人情感裹挟进政治立场,看似自由的个人情感表达的背后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力量在操纵。

情感的政治“吸纳”背后是不同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政府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虽旨在通过情感因素调用提升政治传播效能、强化政治认同建构、优化政治社会治理,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政府对情感的调用失衡与失控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隐患。

(一)情感“吸纳”失衡催生政治冷淡

情感的“吸纳”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为提升政治形象建构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社会氛围,当前政府在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方面更为重视对感动、自豪、骄傲等正向情感的调用,由此产生正负情感“吸纳”失衡的潜在风险。人的正向和负向情感处于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这种平衡状态是人作出理性行为选择的基础。情感的“吸纳”失衡打破民众原有的情感态势,容易激发民众的质疑和逆反心理。

第一,情感“吸纳”失衡影响民众对政府政治公信力的认知。主流政治方多使用骄傲、自豪、感动等正向情感因素,秉承正能量的情感宣传主线,虽有利于营造正向的社会氛围,但其对正向情感的大肆“吸纳”打破民众原有认知中的情感平衡。如在一些不良社交媒体中,由于主流政治传播正向宣传的单一化,民众形成了对于主流政治宣传“报喜不报忧”的刻板认知,从而降低了民众对主流政治公信力的评价,使得主流政治方深陷“塔西佗陷阱”。同时,高强度、长时间的正向情感内容推送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民众的逆反心理。

第二,情感“吸纳”失衡催生政治冷漠。在新媒体领域,情感“吸纳”的失衡表现更为突显。尤其在短视频平台中,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在同一视频场域进行两极情感博弈。政府方的情感“吸纳”以正向情感为主,贯彻正能量的情感主旋律,以积极正向的情感调用营造凸显良好政治社会氛围。社会主体的情感“吸纳”则以负面情感为主,以具有争议性的社会事件为缘由,通过呈现悲情画面激发民众同情。这种两极化的情感冲击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个体政治情感的矛盾与冲突。在长时间反复性、两极化的情感刺激下,民众的政治心态逐渐由茫然转向麻木,甚至最后导致政治冷漠。

(二)情感“吸纳”失度造成极端思潮泛滥

政治情感主要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两个方面。主流政治情感“吸纳”对情感边界的把握不当也易诱发使民众无意识中滑入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风险。

第一,政治主体对骄傲、自豪、归属、满足等爱国情感“吸纳”的失度使得爱国主义有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主流政治主体为强化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常常会进行相应的集体情感记忆唤醒活动,通过共同情感记忆的强化促进共同体内部的情感认同。如举行一些纪念日仪式进行共同历史记忆的回顾等。在政治认同建构上,“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叙事成为强化共同体内部情感联结的主导性框架。这样的二元框架虽可以增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助长民族主义思潮的风险。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仅一线之隔,主流政治主体在进行相关情感“吸纳”时,对情感“吸纳”尺度把握不当容易使得原有的爱国主义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

第二,主流政治主体对于情感的过度“吸纳”也可能间接助推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共同情感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具有强烈作用的建构性力量。情感“吸纳”失度的另一直接后果便是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迸发。当民众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已然被政治化时,其便会产生相应的消极心理,丧失原有对主流政治方的信任。当信任异化、信任功能缺失的时候,政治信任便处于真空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填补,就会导致替代现象的出现[10]。这便为虚无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政治空间。

(三)情感“吸纳”越界影响理性政治根基

理性和情感在政治运行中的辩证关系一直是政治学者试图探求的一个答案。情感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一旦情感“吸纳”越界致使情感过度掺入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建构之中,便会带来情感稀释挤占理性政治空间,影响理性政治运行的风险。

第一,情感过度被“吸纳”不利于制度建设。情感被过度吸纳以及过度依赖民众的情感倾向作为判断良性政治体制的标准,将不利于理性政治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在网络舆论环境下,技术的赋权使得普通个体都有了发声的渠道,有人曾热烈称其为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但实际情况则是,相对于精英政治团体,普通民众的政治涵养较弱,其政治诉求和政治主张带有强烈的情感化和理想化倾向。个体情感诉求和主张过度纳入政治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原有的理性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

第二,民众情感被社会不良媒体操纵。民众情感的不稳定性和政治理性涵养的不足使得民众的情感面临被社会不良媒体操纵的可能性。这种被特定社会不良媒体操纵后的情感被量化为政治决策的指标,纳入政治治理的决策轨道,不但无助于政府对社会公意的了解,同时还易使得情感凌驾于理性政治之上,使得原有的社会公意决策演变为少数派利益的直接代表,这将不利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同时,过度吸纳情感作为社会治理的实践方式,也可能带来对理性治理、法治治理规则的破坏,导致政治理性的根基动摇。

在新媒体环境下,不同社会主体对情感的“吸纳”和使用呈现出灵活多样的特征,不断创新话语和表演策略进行情感唤醒和情感渲染,以对民众情感进行规模化、精准化操纵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当不同社会主体将情感工具化、武器化使用,高强度、不恰当的情感渲染以及情感争夺也给政治社会的稳定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一)情感阈值降低致使政治情感极化

多元社会主体对情感的“吸纳”常采用多样化策略进行情感渲染,致使整个社会的情感阈值降低。情感被广泛地政治化调用,不同政治主体不断强化对情感的争夺与渲染,使得民众的情感更容易处于一种亢奋、激动的状态。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曾指出的那样,处于激动的人群中的个人具有很强的“被暗示性”,周围人的话语、表情、动作乃至现场的氛围,对他都成为有力的暗示刺激,使他的信念、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与现场的人群融为一体。在这种群体机制的作用下,一种情绪、一种观点能迅速支配整个人群[13]。在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机制的作用下,群体成员的情感阈值降低,轻微程度的情感刺激便能激发其强烈的、非理性的行为反应。

情感阈值降低致使政治认知极化。情感阈值降低带来个体政治认知极化。情感阈值的降低使得民众的情感处于一种更易被煽动的状态,个体的甄别力和判断力也极易在狂热的群体情感氛围中迷失。民众看待事件的视角由“多棱镜”视角转向“放大镜”视角。伴随这种“放大镜”视角,民众的政治观点实现聚焦,而其焦点更多在于“观点”“立场”,而不在于“事实”,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民众政治认知的极化。

情感阈值的降低也带来政治行为的极化。情感阈值的降低打破了正常人应有的情感平衡状态,从而带来个体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的混乱。在正常状态下,人的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使得个体处于一种情绪稳定状态,进而使其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社会主体对个体负面情感的“吸纳”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个体对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的感知更为敏锐,使其更容易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招致其政治行为的极化。

(二)理性崩塌造成“群氓政治”盛行

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的另一直接后果便是理性崩塌。多元社会主体对政治参与中的情感“吸纳”带来的政治诉求情感化,进而易于打破原有理性的政治参与。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所说:“群体中的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14]当一个群体陷入集体性情感迷失的时候,其作出的决定和产生的行为也就偏离了理性的航道。约翰·弥尔顿曾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说法,他认为真理只有经过自由辩论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而在情感主导政治参与的时代,真理不再因辩论获得生命力,而因为情感获得生命力。“相信即真理”成为盛行法则,这给理性原则带来严峻挑战。

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也使政治参与被操纵。通过对政治参与的情感的“吸纳”,一些不法主体借由情感的助力将“众意”用“公意”的名号进行掩饰,从而强化其合法性。“众意”和“公意”是卢梭提出的两个辨析概念,他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15]众意是对私人利益的统称,受制于个人主义的私人利益,总是各怀偏私,以至彼此冲突。而情感的掺杂使得公意极易被无序的众意所破坏和取代,从而产生“多数人的暴政”的潜在和现实风险。

(三)情感共同体带来政治信任圈层化与政治权力分化

情感共同体带来政治信任圈层化和政治权力分化,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政治情感多样化和政治复杂化。不同社会主体通过对情感的“吸纳”建立不同的情感共同体,带来政治信任的圈层化。在以情感为纽带凝聚的情感共同体中,情感成为一种建构性因素,进行着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合法性建设。不同社会主体通过差异化策略完成情感“吸纳”,构建相应的情感网络。尤其在互联网背景下,这种情感网络的搭建突破时空限制,呈现出圈层化、部落化的发展趋势。这种情感的圈层化“吸纳”既带来了政治信任的圈层化。同时,情感领袖的崛起也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分化。

第一,情感“吸纳”带来政治信任圈层化。作为个体“主观社会现实”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情感与信任的建构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三多一少”的网络结构中,低学历、草根化是当下网民的重要特征。因自我意志的缺乏,这些网民对意见领袖呈现出遵从性、服从性和认同性,由此也带来了网络政治认同的“差序格局”,不同的人追随不同的意见领袖,从而形成不同的情感团体,导致政治信任也呈现出圈层化的发展趋势,阻碍政治共识的达成。罗尔斯认为,在公共理性的论证中,公民可以通过反思平衡的方式取得交叠共识[16]。在后真相时代,情感在网络空间蔓延,在网民因相同情感聚集而成的圈层部落中,有关政治信息的认知和政治认同倾向呈现出圈层化、同质化的特征,带来了政治信息结构认知环境的扭曲,其结果便是政治认知存在严重偏差,危及政治社会的稳定。

第二,多元意见领袖带来政治权力分化。在以情感为纽带而形成的共同体中,意见领袖占有绝对的情感领导地位,其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都会对其他成员带来影响,从而造成对传统政治权力的分化。群体内政治观点的同质化和群体间政治观点的异质化形成了不同群体间的政治区隔,进而使得这些群体走向分裂,导致网络政治空间的“巴尔干化”。不同情感团体间也极易就某个政治问题产生冲突和隔阂,使得原本就分化的政治共同体有了进一步分裂的风险。

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与社会结构休戚相关。一个社会的情感氛围往往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变革、媒介变迁为背景,结合这些背景去理解情感的生成与表达规则便能发现其中的政治意义。对情感政治“吸纳”风险的治理也应更为重视对情感背后的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因素的把握。

(一)优化社会情感治理以培养正向情感氛围

多元社会主体对情感的“吸纳”以民众已有的负性情绪积压为前提。即社会主体并不直接制造新的情感,而是采用策略化手段对民众已有的负性情感进行唤醒,并将之工具化调用。因此,规制社会主体对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的风险的首要前提便是优化对现有社会情感的治理,培养正向的情感氛围。

第一,优化社会情感治理。社会转型期间,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等阶段性问题的凸显强化了民众对其“相对剥夺感”的感知。优化社会情感治理成为消除情感“吸纳”带来的风险的首要前提。首先,优化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措施。增进民生福祉,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从根本上扫除负向情感产生的可能性。其次,借力技术治理,强化情感治理成效。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情感治理的路径,设置负面情感预警机制,在关键节点及时介入和情感引导,在情感暴发前对社会情感进行有效规制。

第二,培育正向情感氛围。除了通过优化情感治理消除负向情感的积聚外,还应积极培育正向的情感氛围,以引导社会的良性发展。“情感氛围”是指一种充满了没有明显刺激来源的情感状态的社会气氛,既包括“恐惧、不安与悲观主义”,也包括“社会希望,热忱与乐观主义”,它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而是社会互动不断重复的产物[6]。涂尔干认为,“集体情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就其本质而言,社会凝聚来源于共同的信仰和情感。”[17]主流政治主体应创新手段和策略,培养积极正向的情感氛围。重视借助教育、仪式和宣传手段强化对正向情感的贯彻和培养,通过政府主体对正向情感的“吸纳”与部分社会主体对负向情感的“吸纳”形成对冲,减少其负面影响。

(二)构建网络空间“情感规约”

“情感”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对于情感的政治“吸纳”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可通过建立“情感规制”的形式进行相应的规制。“情感规约”是指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他们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是任何稳定的政体必不可少的支撑[18]。互联网背景下,部分社会主体对情感的“吸纳”主要以网络为媒介,以话语文本和图像文本为情感载体,通过相应的话语和图像文本生产进行情感动员。通过情感“情感规约”的设立对其情感动员的策略予以限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情感规约”建构一方面是指进行相应的情感表达规则的建构。人天生具有情感表达的权利,但其情感的表达应在制度范围内合理化进行,即其情感表达和宣泄必须以不侵害他人权利和危害社会稳定为前提。个体的情感表达和集体的情感宣泄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情感规约”建构另一方面也包括对情感疏导规则的建构。现代性不但对人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本能进行制约 、镇静和控制, 而且通过建立“合法的”“安全的”和“可接受的”渠道和空间对人的这些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情感和本能进行疏导 、宣泄和释放[19]。一个具备现代性的政治社会在进行情感表达规则限制时,也应进行相应的情感宣泄和疏导规则建设,可通过建设合法安全可接受的情感宣泄途径帮助民众排解负面情感,助推民众正负情感达到某种平衡,并以此来强化社会稳定的情感基础。

(三)强化媒体和民众的“情感素养”

媒体和民众作为情感“吸纳”和媒介和对象,在情感吸纳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只有强化两者的情感素养,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情感“吸纳”对其产生的影响。甘姆森认为,“个人的情感是社会环境刺激与主观解释图示交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在政治主体还是社会主体引导的情感“吸纳”中,媒体都扮演着关键作用,其制造的“拟态环境”形成对民众情感感知的社会环境刺激,并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认知走向,发挥着情感唤醒和情感初级传播的作用。意见领袖对情感的解读和“二次传播”以及民众的情感解码及其原有的情感图示进一步扩大了情感“吸纳”的风险范围,并对情感的蔓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情感政治“吸纳”风险的防治,既要强化媒体的情感素养,也要强化意见领袖和民众的情感素养。

第一,强化媒体的情感素养。情感的蔓延必须以一定和话语文本和图像文本为载体,而媒体恰好在这些文本的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强化媒体的情感素养与强化媒体的媒介素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都要求媒体秉承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实事求是报道真相,不博取眼球,不刻意进行情绪渲染,而应通过理性而全面的事实剖析向民众答疑解惑,引导民众的情绪朝着正向发展。

第二,强化意见领袖和公众的情感素养。在网络社会的差序传播格局中,意见领袖身处圈层化网络的权力中心位置,其一言一行对普通民众起着极强的引导作用。鉴于其在情感传播网络中的强影响力,主流政治方可对其进行相应的情感教育,提升其情感素养。主流政治方也可以将这些意见领袖“吸纳”进主流政治圈层,并借助其影响力强化正向情感的传播效果,将其力量用于培养积极正向的社会情感氛围。对民众则应加大对其的情感教育力度,传授其情感调节方式,必要时也可为其接种“情感疫苗”。吉登斯认为在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是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感染的本体性安全[20]。可在前期培养民众对主流政治的正向情感,强化民众对主流政治的坚实信任感,以此提升民众的政治情感素养。

情感被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吸纳”的背后是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权力博弈。情感的社会建构作用显著,民众情感的走向与政治社会的稳定休戚相关。主流政治主体应强化正向情感的培养力度,创新正向情感的培养方式,以保证正向情感在政治价值层面的引导地位。主流政治主体也应积极创新情感治理措施,防止部分社会主体对情感“吸纳”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对社会主体情感“吸纳”风险的规制,从而保证情感对政治发展的正向作用。

(网络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朱欢参与了本文的讨论,并提出了部分写作建议和思路,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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