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

王良虎,王 钊, 马雅恬

(1.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09;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近几年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因全球经济危机受到了较大冲击,长期过度投资导致的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问题也逐渐凸显,经济增长模式亟待向消费拉动型转变。人,作为经济生活的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我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正加速由“人口红利时期”转变为“人口老龄化时期”。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根据联合国标准,已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2018年这一比例更是增至11.9%,“老龄化”逐渐成为我国人口年龄的主要特征,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聚集性(蔡远飞和李凤,2016)[1]。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居民消费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食品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25.9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在面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消费结构有待升级以及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进行研究。首先,从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家庭负担与社会福利支出将会增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Siliverstovs等(2011)[2]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使农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发展受到阻碍。蔡昉和王美艳[3]认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生产效率下降和劳动力优势丧失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不利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老年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消费需求并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反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Annabi等, 2110)[4]。Ansah等(2014)[5]研究发现老年人口的增加推动了诸如护理和智能家居服务等老年产业的发展。Serban(2012)[6]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者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我国学者金英君[7]采用SDM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特征对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作用,但是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有所差异。

其次,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尹世杰[8]通过研究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指出,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变化,从而导致消费结构进一步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会引起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的变化。査道中和吉文惠[9]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诱导效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有这种效应。王双和余孝军(2014)[10]研究认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之,产业结构优化也有助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第二,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只存在单向关系(刘东皇等,2017)[11]。库兹涅茨(2005)[12]认为需求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不同商品的收入弹性大小不同,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弹性大的商品消费增长更快,进而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随之调整。吴瑾(2017)[13]在分析我国2000—2015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上,明确了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决定性作用,并指出只有合理的消费结构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杨天宇和陈明玉(2018)[14]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恩格尔效应与鲍莫尔效应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最后,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Modigliani就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理论,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 1970)[15]。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在少年时期没有收入来源,生活主要依靠父母。因此,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家庭负担,从而增大家庭消费支出并提高消费层次(盖骁敏和耿君,2014)[16]。就老年人口而言,由于老年人人体机能下降,对医疗护理与保健、生活照料等方面的服务性消费逐渐增加,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毛中根等,2013)[17]。张忠根等基于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显著提高了消费结构的升级[18]。冷建飞和黄施(2016)[19]运用SVAR模型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正负冲击对各项消费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少有学者将这三者同时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方面考虑,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非两两相互独立的。因此,有必要深入探寻三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以及其形成的动因。本文的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其次有助于分析我国在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探索省际三者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分析三者协调发展形成的动因,为制定三者协调发展的决策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

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全面性、代表性以及科学性原则,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操作性,本文参考逯进等[20]、张凡等的做法,围绕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系统,共选取15个指标,构建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其中关于消费结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参考吴薇(2009)[21]的方法,将其划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如表1所示。

表1 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指标评价体系及权重

(二)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而后逐渐用于地理、经济等研究领域。本文在借鉴逯进等(2018)[20]和钱丽等(2012)[22]做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1.耦合度测算模型

物理学中耦合概念推广到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1)

其中,ui(i=1,2,3…m)是各子系统评价值。由于原模型较为复杂,因此,耦合度测算模型还需进一步简化。下面主要讨论n=3时的情况,u1、u2、u3分别为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因此,将式(1)展开为式(2):

(2)

其中,C∈[0,1],C值越接近于1,表示三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关联程度越小;当C=0时,三者之间则处于无关状态。

2. 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耦合度仅仅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个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并不能全面反映三个系统的整体功能或协调发展水平。为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3)

T=αu1+βu2+χu3

(4)

其中,T为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综合评价值;α、β、χ为待定系数。考虑到消费结构在整个系统协调发展中起到桥梁作用,由此,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子系统权重分别取为0.3、0.4、0.3。参考廖重斌(1999)[23]关于耦合协调度分类方法,本文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分为十个等级,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西藏数据缺失严重,因此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8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人口年龄结构评价系统中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产业结构评价指标系统中各产业就业人数数据来自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各个产业的产值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消费结构评价指标系统中三种消费类型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是指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享受型消费占比是指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文教娱乐消费最占总消费的比例;发展型消费占比是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最后,对于少部分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趋势拟合估算方法得到。表3汇总了各变量的构造方法及数据特征。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

由式(4)计算得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年份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与图1。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447上升为2018年0.557,约上升了24.6%,表明三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增强。但就目前而言,三系统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还未实现阶段性的跨越。

分区域来看,我国东、中、西以及东北四个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其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全国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并于2016年最先进入到初级协调阶段;东北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2007年之前低于中部地区,在2007年之后上升速度加快,其耦合协调度水平逐渐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落后以及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导致西部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且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分区域来看,2005年只有北京和上海2个直辖市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达到了初级协调阶段,天津和江苏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其余省份中有19个省份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阶段,7个省份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8年北京、上海2个直辖市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达到中级协调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山东以及广东省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由此可知,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初级阶段及以上的均为东部地区的省份,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处在勉强协调阶段的省份由2005年的2个增加到14个,其中中部地区5个,占35.7%;处在濒临失调阶段的省份为8个,其中西部地区7个,占87.5%;目前只有**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还处于轻度失调阶段。

图1 分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时间变化趋势

(二)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动因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形成的动因,可以通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两两组合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情况而获得。三系统耦合协调是建立在三类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各两系统耦合协调变现为递进优化时,三系统耦合协调才会有序提升(铁瑛等,2019)[24]。基于此,本文将从全国层面与东、中、西及东北四个层面比较分析两系统与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之间形成关系。具体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全国层面及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动态变化

从全国层面来看,通过比较各系统变化趋势可看出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在2010年之后逐渐凸显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支撑作用,而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并未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东部、中部地区则较为相似,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两系统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在2008年之后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则表现为支撑作用逐渐变弱;西部、东北地区主要是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而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耦合协调与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逐渐成为我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提升的关键因素。

(三)耦合协调的空间重心特征分析

基于上文的分析,并考虑到我国区域间要素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从空间匹配视角进一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三类两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匹配程度,试图进一步从空间维度对三系统耦合协调演变作出拓展性分析。

1.空间重心模型的构建

空间重心模型是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分析属性值空间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工具,具体刻画了属性值空间作用的合力点,以表现区域属性值的平衡结构(周惠民和逯进,2017)[25]。本文构建如下的空间重心模型:

(5)

(6)

2.空间重心模型分析

首先,从空间重心距离的远近来看,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两系统的重心距离最远,其空间匹配程度较低;其次是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的重心距离最小,两者之间的空间匹配程度较高。

其次,从空间重心距离的变动趋势来看,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心总体趋势为逐渐相互接近;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虽然在2007—2009年有短暂的远离,但在2009年之后持续接近;而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的重心却相互远离。进一步联系前文两系统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作用可知,正是因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的重心逐渐接近,提高了其空间匹配程度,进而逐步凸显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支撑作用。相反,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重心相互远离,其空间匹配程度与空间配置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大;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的空间重心虽然相距较远,但目前呈现出趋于靠近的态势,随着两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上升,两者耦合系统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推动作用亦会逐渐显现。具体的测算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空间距离趋势

本文主要从系统耦合的视角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协调发展的内涵及耦合机理,考察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三者之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进一步探寻了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形成动因。基于本文研究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虽然我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全国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第二,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来看,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逐渐成为我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提升的关键因素,而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第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空间匹配程度上升促进了其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支撑作用;而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由于空间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大;虽然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的空间重心相距较远,但目前呈现重心相互靠近的态势,随着两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上升,两者耦合系统对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推动作用亦会逐渐显现。

基于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就目前而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差异,并且总体来看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东部、中部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虽然略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还处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的阶段。因此,一方面东部、中部地区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还需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最终逐步实现三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对于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而言,虽然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但其变化趋势表现出上升态势。因此,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应当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提高消费者人均收入,优化消费结构升级,不断提升该地区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

第二,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形成动因分析得知,其形成动因随着时空演变而发生变化。鉴于此,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就全国而言,应衔接好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释放产业结构优化的潜力;东部地区在老龄人口快速增加、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应大力发展相关老年产业,拓展老年消费市场,既能满足老年消费者的需求,又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部、东北地区在面临“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形下,必须转变为以“人力资本红利”为支撑的发展方向,对产业结构转型产生倒逼的动力;西部地区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逐渐缩短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空间重心距离,提高其空间配置效率水平,特别是降低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两系统重心距离,以期通过提高其空间匹配程度,逐步改变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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