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

洪燕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1]2022年12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主张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再次彰显了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的顶层规划。从世界范围看，“数字”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将再次推动人类文明发生剧变。“数字”贯穿于市场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对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离不开数字现代化，需要数字现代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不过，对于中国式的数字现代化发展之路，数字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具体来说，数字资本主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以数据化和智能化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数字生活需要驾驭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数字生存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数字化发展道路中，我们首先需要借助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挖掘数字发展的动力因素。

譬如，一方面，数据使人类生活便利化、及时化。如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相信数据的丰富性会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社会化、更加人性化”。[2](p.222)数字便利了生活、优化了生产，数字化正成为生存的基本方式，毫不夸张地说，“数字数据客体建构了我们关于身份认同、具身化、关系、选择和偏好、符合访问以及空间的概念”。[3](p.29)此外，数字资本主义为人类获取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将成为改变世界、变革市场交易模式、重组社会机构、人民参与网络民主表达的崭新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警惕数字的资本化及其隐患。比如，监控隐私、数字化的新殖民方式及其诱发的新霸权模式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既需要分析梳辨西方学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呈现的诸多问题，更需要用“中国视域”考量借助数字化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对此，本文试图厘清三个基础问题：第一，数字与人类社会发展有何关联？第二，我们应当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中看到哪些需要规避的内容？第三，排除隐忧，中国式数字文明道路开启的可能性路径何在？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数字社会主义的属性，更加坚定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数学：不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克莱因表示，数学作为人类可以达到精确成就，“给予了人类勇气和信心，去解决那些一度看上去不可测知的宇宙秘密，去制服那些人类易于感染的致命疾病，去质疑和改善那些人们生活中的政治体系”。[4](p.364)毕达哥拉斯早就说过数字是人类的“宇宙”，毕达哥拉斯的视角彰显了数字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的推动。数字与语言、音乐和音阶、经济、政治、文化、农业等始终紧密联系。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是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数学化的一次变革。在知识经济时代，数字成为人类一种宝贵的认知工具，是实现传统技术和文明成果转化为新技术和新文明成果的支撑条件。算法、5G 技术、人工智能、编程语言、元宇宙的数字理念、ChatGPT 等各种新兴技术，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推动人类走向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数字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如下重大作用和意义。

第一，数字化是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存在论基础。按照滕尼斯的说法，情感是共同体存在的核心要素，而情感显然是基于交流与信息传递才成为可能。因此，关系式的情感离开表达的符号，也是人类面对复杂外在事物最简便的处理方式，从而进一步形成做事的行为顺序的算法，这意味着数字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5](p.431)从数字起源意义上说，数字是人类以概念方式认知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在认知层面上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命名”，是人类实现社会交往和合作关系的存在论基础。人类早期的绳结计算方式，以一种“哑语”的独特形式记录着人类对于大自然变化规则的认识。随着自然规律的“数字”社会化应用，人类实现了从自然需求向社会需求的进一步拓展，结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实现了人类吃喝住行的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向，人与人之间也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领域的进一步交往。人类需求的多元化同时促成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生活的进一步丰富。随着智能化技术的推进，数字化更成为一种突破时空结界的潜在力量，进一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生活。智能的应用标志着人类走向更为开放的交往空间。特纳将此生动地称为“计算机隐喻的政治变迁”，他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彼此联结的计算机之间的数字信号交换中”。[6](p.2)此种“赛博空间”的新交往模式开启了去中心化和生产与生活共享方式的可能性。如今，大数据造就了一个新的数字帝国，“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作用力，它将推动市场向前发展，为市场与公司之间的由来已久的竞争谱写出新的篇章，并最终为社会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2](p.33)

第二，数字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助推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离不开数字的推动，以工业革命进程为例，可以说，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次数字变革。19 世纪60 年代，人类迎来了手工业向工业转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管是凯伊发明的“飞梭”织布技术，还是“珍妮纺纱机”的面世，抑或史蒂芬蒸汽动力系统的运输飞跃，无一不是高度数字运算与数据统筹的成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打开了“电气时代”大门，自然科学的数字及其技术应用程度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更高，应用规模和范围更广。20世纪四五十年代年代，人类开启了以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潮流，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重大科学工程应运而生。从20 世纪4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人类用了短短不到50 年时间实现了从晶体管计算机到智能计算机的飞跃。数字化时代在技术中孕育壮大。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提到，“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5](p.411)等知识促使“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5](p.422)由此，人类开拓了一个数字文明的新纪元，数字彰显的文明力量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呈现。以数字平台建构的新生产方式迎来了新的社会分工，在分工主体、组织结构和社会效益方面产生着深刻影响。以全球化为重要发展契机，数字化的新生产方式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新业态、新模式的转型。智力劳动代替传统的体力劳动、智能化工厂代替传统的手工业工厂，从而促使生产力提高、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为物质财富的极大提升和共同富裕的不断实现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数字化的新生产方式也为劳动者解放双手、获得更好选择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当下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革命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也将成为人类发展征程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在未来，数字革命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到天文、地理、人文和情感等可见或不可见的各个领域。正如***在2021 年9 月26 日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贺信中提到的那样，“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数字技术为基座的互联网，促进交流、提高效率，也在重塑制度、催生变革，更影响社会思潮和人类文明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7]

第三，数字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反过来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现代资本全球化角度看，由于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pp.35-36)当今时代也是一个普遍借助数字信息化处理人类生存事务的时代，各类平台不仅为技术和商业活动提供基本场域，也释放出人们的创新能量。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智能完全嵌入我们的生活，譬如要购买一个物品，当在浏览一个网站时，供应商将会获取这些浏览数据并使用算法分析数据，向用户推送一款似乎为自身量身打造的商品。更不要说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内数字与算法的深度融入，这显然标志着新的现代文明。因而，我们可以说，人类从原初社会哑语般的数字计算方式到今天社会全面数字化生活的发展；
从原初简单社会分工到如今全球化数字分工；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化新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说到底就是数字化技术引领着人类自身的社会变革。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数字化引领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一个文明对野蛮的扬弃过程。先进的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发展是数字技术积累的历史产物。数字文明也必然遵循从低阶走向高阶的螺旋式历史发展规律。

由上所论，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来看，数字在人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智能化发展，数字文明同样具有资本主义形态，有资本主义运用方式，数字已然演变为资本统治的重要方式。一旦被某种资本裹挟，被打上特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时，数字将有可能成为新的权力统治方式，并由此产生深层次而隐匿的统治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审视数字与资本关系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成为我们是否能够客观合理面对数字化的认知基础。

数字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必要的支撑元素，“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9](p.15)对此，我们需要探讨，数字决定人类生存的何种方面，其影响效果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数字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当代西方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家所说“统治”的“坏”的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马克思早在讨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就已提供了启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0](p.723)由此，问题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数字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社会关系中，数字服务于无止境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从而导致数字被资本裹挟，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资本文明的贪婪本性，“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指资本）卑鄙的贪欲”。[10](p.62)数字资本正是资本发展的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形塑着一个数字帝国，“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笼罩在它的世界秩序之下”。[11](p.17)不管是马克思也好，还是继马克思的思路批判资本帝国的哈特和奈格里也好，他们都试图告诫人们资本存在的种种隐忧。

（一）“数字劳动”的异化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马克思以人本主义方式指认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它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0](p.163)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导致人与自我生命活动的劳动过程及其作为劳动对象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最后造成“人同人”社会关系的异化。在马克思异化劳动基础上，福克斯衍生出了“数字异化劳动”的理念，“数字劳动是异化的数字工作，数字劳动与自身相异化、与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及其劳动产品相异化”。[12](p.458)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用一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揭示了异化劳动加剧的深层根源：“在可变资本不变，也就是说，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都一样，——会相对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13](p.91)不过，在西方一些学者那里，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利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接受，譬如，亚当·艾维德森就否定了这个观点在当今数字劳动中的有效性。艾维德森在《消费者共同生产的伦理与价值》一文中曾质疑，无酬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基于这一视角，艾维德森质疑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当代的有效性，他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都遇到了许多困难。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过程只是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超越价值’，而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一个无声的过渡，走向一个‘价值法则’不再存在的世界。”[14](p.267)

实际上，艾维德森的这种观点正好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说明。马克思表示，尽管资本吸纳的无酬劳动在短时间内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然而，“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13](p.272)这表明，无酬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出新一轮生产过程所需投入的更多价值量。据此，福克斯反驳了艾维德森无酬劳动不创造价值的意见。福克斯直言“数字劳动并非历史上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作”。[12](p.175)比如说，女权主义那里所提到的家计劳务就没有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偿的数字劳动就没有价值，更不意味着在数字劳动中异化现象和阶级剥削就不存在，反而恰恰说明数字劳动所产生异化和剥削现象更甚。福克斯以泰勒主义的硬件装配工、软件工程师、诸如网友记者的专业在线内容创造者、呼叫中心代理和社交媒体产消者为例，向我们再次证明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异化和剥削”。[12](p.458)

（二）“数字剥削”的加重

数字资本主义除劳动异化的隐忧之外，还存在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阶级剥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醒读者，剩余价值的创造在工人人口定数不变的情况下，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也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13](p.272)

马克思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层隐忧：阶级剥削。马克思以“由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作为剥削的基本界定，这也是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论证方式。然而，西方一些学者却认为构成剥削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是否存在一种违反劳动者意志的非自愿行为的存在。如果是，剥削是成立的；
如果不是，则剥削不成立。比如说在网络信息时代，很多工作都是自愿自觉完成的，谈不上剥削。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随着互联网经济时代到来，各种新型大众外包的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很多青年人参与一种看似自由自愿的任务分派活动，比如利用休闲时间认领分派任务的网络无偿翻译者和字幕员等。这种看似自由自愿的任务分派，实质上是经过任务发布者向特定的大众网络空间生产者募集其劳动力的生产组织过程。灵活用工的生产方式背后掩盖的更多是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回报方式。个体看似自愿“贡献”的背后，实质上是资本贪婪的“吸纳”，幕后的任务分派方通过对无偿劳动力或廉价劳动力时间的吸纳，制造更多利润。通过数据平台遮掩的生产主体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模糊交杂，个人隐私和任务意愿的强化控制都是数字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秘密所在。说到底，这种灵活和弹性的劳动方式实质上遮蔽了资本的潜在剥削，掩盖了数字资本和数据财富制造的真相。由此，在数据运行的两端演化出数据资产家和数据无产者两种身份，前者是数据的绝对占有者，后者是贡献数据的被剥削者。对此，马克思明确表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13](p.272)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雇佣关系和利润获取路径看似发生改变，其资本主义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和本质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这只不过是传统契约精神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合同制雇佣关系逐渐走向零工、外包的新雇佣模式，而利润获取则由传统的时间付出、体力付出、精力付出转向以数据、流量和数字设计理念的商品化所得。此外，在数字资本主义世界中，剩余价值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等流通过程，更体现在数据的生产和交换的流通过程，这实际上为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垄断提供了新的组织方式。这不仅造成本土范围内财富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贫富差距，还形成了全球化公共服务领域的跨地域剥削。福克斯在《数字劳动和马克思》一书中以刚果共和国为例，阐释了战争和新帝国主义对劳动力和国家资源的剥削，没有使当地人民受益，由此福克斯发现了一个隐匿的资本主义悖论：“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12](p.240)如此一来，人们其实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提到的劳动异化、贫富差距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消失，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其剥削程度有增无减。

（三）“数字社会危机”的凸显

数字社会学家狄波拉·勒普顿认为，资本主义的互联网帝国公司主宰了数字世界，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众多领域的路径”。[3](pp.24-25)很多像勒普顿一样的西方学者持乐观态度，试图在资本主义数字化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契机。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却多少显得有些狭隘，或者说过分乐观。众所周知，过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聚焦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占有与不断扩大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此矛盾直接导致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紧张，即资本作为劳动的历史结果反过来成为主宰劳动的“主体”。回顾资本主义过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无非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普遍表现为银行破产、工厂企业无力持续化经营、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大规模的工人失业等现象。

然而，数字化时代到来，并不意味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不管是早期自由竞争模式为主导的资本主义，还是晚期垄断资本主义，还是现在的数字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压根就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不管是商品、货币，还是数字化的虚拟财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意味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拥有的私人资本。数字化的虚拟财富是金融—资本新的交换媒介，与传统的实体货币交换从本质上讲是一脉相承的，“这些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表现为抽象的一般”。[15]更确切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数字范畴不过是“资本符号的物质化”和“现实化”。[16]

以2000年美国电信危机为例，信息被金融资本架空，整个美国电信业股价瞬间蒸发95%，50万电信业员工失业。信息资本的私有化与社会普遍需求的脱节带来的这场危机，如今再次警示我们需要深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效用。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就揭示了这点：“积蓄的死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17](p.80)此种资本利润滚动的循环流通的结果要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吞噬，要么是迎来劳动对资本的“革命”。显然，马克思坚持第二种选择，在他看来，资本在自身不可调和的危机和矛盾的作用下，“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10](p.154)随着资本的强化应用，数字社会会出现大量社会危机。

（四）“数字拜物教”的泛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是信息和数据，相较于物质劳动的占有，数字化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生命政治治理方式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无形的统治与操控。“与过度劳累或者报酬过低的工人相比，当代资本家源于技术租金的利润越来越难以明显地证实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了。”[18](p.55)这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提升，资本剥削的手段变得更为隐匿和高明。与强行占有劳动的方式不同，现在的资本更多凭借资本权力、意识形态等控制手段来保障其持续运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到过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9](p.89)也就是说，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能力，反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自然的”。

像约纳森·佩斯等学者提到的那样，如今知识、信息和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成为社会生产商品的重要手段。这些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信息，而生产这种新商品的手段则是信息创造。[20]资本通过新的数字化手段加速信息的商品化进程，并通过打造文化商品形塑一种与目标受众或用户群体的社会经验相契合的“虚假需要”。用户意识形态的虚假需求被建构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钞能力”，资本通过制度化的控制手段操控人的精神世界，譬如，韩炳哲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精神政治学”统治的概念。在数字生活中，这种精神控制和监视规训，突破了时空界限，运用应用程序、网络平台和智能化的资讯、社交与娱乐等手段，使主体不再是被驱使的劳动者，而会不断在功利化的社会中喊出“我能”。当然，这正需要生产建构起来的信息和数据场景，使人沦为信息和数据的奴隶，从而走入“数字拜物教”陷阱。由此一来，生产者将数据和信息本身错认为生产主体，从而忽视了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一旦我们将生产主体诠释为数据，实际上就将受控于神秘的异化力量，即抽象的物化劳动所掩盖的活劳动的价值。这种神秘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束“普照的光”，是“特殊的以太”“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1](p.31)倘若以生产主体错认为数据自身，那么将导致一种理论错认，即价值是数字化和信息化生产的结果。显然，人类意识和精神进一步遭受数字化思维的侵蚀，人也成为数字的奴隶。个体生命在数字技术化的迷糊中逐渐被符号建构，人自然容易陷入精神虚无，在患得患失中迷失自我，在生存焦虑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意义匮乏。一种被称为“新兴宗教”的“数据主义”正在崛起，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倾向，这种新兴的宗教“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22](p.331)

显然，数字化浪潮将每个人都席卷其中，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隐忧做出预判和批判，弱化、屏蔽乃至彻底消除数字资本主义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伤害，成为建设中国式数字文明需要应对的问题。

鉴于数字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隐忧及背后隐藏的根本矛盾，我们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道路上需要警惕诸种弊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数字文明不是排斥数字本身，恰恰相反，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出现不可逆的时代潮流，只有把握好数字技术，积极主动参与数字生活的当代文明建设，我们才能更好体验数字共建共享、数字互利共赢等新文明形态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释放出数字资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而且能引导这种动力激活‘数字资本的文明面’，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简单地重复或追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而是主动寻求新的、更为合理的数字文明发展模式”。[23]中国式数字文明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中国式数字化文明建构过程中解除数字资本化的隐忧，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现代化道路。

第一，消解数字被资本权力占有和控制的隐患，积极发挥平等、共享的公有制度的数字发展优势。从基本性质上看，数字资本主义是以私人占有为其经济基础的要核，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前者追求的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垄断控制，从而达到其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后者则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宗旨。正如马克思预示的那样，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公正和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了工人创造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0](pp.158-15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是实质的平等和公正，当前集中体现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因此，全面富裕、全民富裕、共建共享是中国式数字文明道路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把共同富裕仅理解为物质富裕，那么就有可能片面解读共同富裕概念。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文明内涵来看，数字文明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反对数字垄断，就要反对数字资源的分配不公，同时也要警惕数字资源分配不公带来的精神剥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全面兼顾，全民共享，正是公有制的优势所在。

第二，警惕资本权力借助数字化加重剥削劳动主体，以数字共建共享保障人民的权力主体性。从权力导向上看，数字资本主义将带来数字权力的资本化垄断，这种权力垄断将不断加深全球化的剥削程度。例如，时代零工经济和外包经济，使第三世界劳工沦为资本世界中无保障的廉价劳动力。警惕资本权力对中国式数字文明发展的不良影响，最有效途径就是让防止资本的权力垄断。一旦各类数据平台被资本垄断，必然造成数据的商业化，数据的边界将由资本任意划定范围，凡是能够带来增殖的，它自然会想尽办法获取、占有，作为使用者的大众无力抵抗。譬如，只要使用智能手机，人们便必须将自身信息交付出去；
App 没有各类注册的强行要求，但人们无法不进入数字化社会，刷脸、扫码，无一不是建立在信息被占有的前提下。因此，建构数字文明必须要能够做到数字规制，中国式数字文明必须遵循权力的人民性法治原则和导向。***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强调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4](p.27)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在于追求高额利润，这是资本的利润动机所在，数字化发展不会削弱，反而只会增强资本的这一动机。在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数字的使用、获取、安全性等各方面都朝着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方向发展，由政府主导数字文明的发展在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资本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底线，同时是中国式数字化文明的优势所在。

第三，在驾驭资本中积极推进数字文明发展，与世界一道共建数字经济的命运共同体。从逻辑进路上看，资本世界依循的“抽象—具体—抽象”的逻辑进路，形成了所谓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揭示了这一点，这构成了我们认知资本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数字资本主义沿袭着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进路，实现了更高程度资本的抽象化和神秘化。中国在数字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推进数字化社会与数字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必须驾驭资本对数字的全面占有，防止形成上述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以中国制度的优势，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的现实需求中去寻求驾驭资本的方式，这种驾驭方式也应当成为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道路的重要保障。这就意味着，推进数字文明建设必须要合理驾驭资本及其权力关系，必须从具体民生实践视角，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去建构数字生活。让数字成为为民所用的有力工具，而不是成为统领人民的“外在主体”。从世界范围看，资本全球化语境中的数字发展，加剧了全球发展的“数字鸿沟”，还造成了大量的数字殖民主义新现象。***指出：“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24](p.228)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当然需要不断推进数字领域全球化沟通与合作，譬如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数字共享合作等，努力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创新活力。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中国经济将因大量数据而繁荣，然而，中国拥有的不止是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中国处在极其有利的位置上。”[2](pp.xviii-xix)从当今数字化发展方向来看，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进的文明形态有两个不同方向，一是以数字技术实现世界范围内利润增殖以及利用数字平台推行西方话语和文化霸权，二是通过推动数字文明建设赋能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文明，这才应是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发展方向。如今中国刚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完善数字化建设是我国跻身现代化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因此，发展数字化产业和数字经济是实现“数字强国”的必然之举。我们需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发掘数字化发展深度和广度，通过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四位一体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式数字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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