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船”驶向何方

陈真

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并把这个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对当时的哥伦布来说，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中能看到一座岛屿可谓百感交集。船员在航行了70多天后，已经失去了寻找新大陆的信心，逐渐变得暴躁、多疑、怨恨，加之物资贫乏，人性之恶慢慢显露，甚至有人扬言要将哥伦布扔到海里喂鱼。正在绝望之时，上帝向勇于探险的人类伸出了橄榄枝，华特林岛随即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成为后来的美洲大陆。15世纪至17世纪正激荡着欧洲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狂想曲，因而这段时期又被称为探索时代或发现时代。彼时，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海域，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开始走向整体，资本的原始积累得到促进，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新生的资本主义强国开始在亚非拉地区掠夺资源，出现了一系列暴行。人类的欲望在带来文明与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罪恶与伤害。彼时的人们就像坐在“愚人船”中一样，航行的方向莫辨，茫然不见真理。

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而寻找答案的过程，便是“愚人船”寻找航向的过程。“愚人船”主题一直是欧洲文艺界喜欢探讨与表现的。从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到艺术创造，很多事情虽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从未有人想要放弃寻找答案，这便是“愚人船”主题存在的魅力。人类希望获得救赎、寻觅良知、追求正义、实现超越，否则将永远迷失在寻找归途的路上。下面，就让我们随着尼德兰画派艺术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的绘画作品《愚人船》（Sheep of Fools）堕入一片思想的汪洋，回溯哲学家和诗人笔下的“愚人船”，进而叩问人类灵魂，寻找理想的归途。

一、博斯造就的“愚人船”

在15世纪中期的尼德兰王国（今荷兰），博斯生活在斯海尔托亨博斯城（位于今荷兰南部）。这是一座繁荣的城市，与意大利和北欧地区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同时，来自欧洲各地的文化也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博斯出生后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而这一事件也间接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1453年4月6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上空突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全城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率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舰围困了这座古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攻陷战爆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消灭拜占庭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东西方文明在这时得到一定程度的统合。

古时的东西方有两条贸易路线：一条是始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线，另一条是“丝绸之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区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控制了当时亚欧大陆唯一的航道，阻止了欧洲其他国家向亚洲获取香料的途径。这使得欧洲各国转而积极谋划新的通往亚洲的航道。随着技术的进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小国家，即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开始了寻找新航线的冒险，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

博斯去世的第二年也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事件。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为抗议罗马教廷销售赎罪券，将辯论提纲《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凭借《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部自己撰写的著作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16世纪的西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同时扩大了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速度加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博斯所经历的时代正是结束中世纪禁锢后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彼时的社会巨变深刻地展现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与思想表达之中，其代表作《愚人船》便是其所处时代的生动写照。这幅作品最初应该是三联画，可惜其他两部分已经损毁，目前只剩下其中的一部分。在《愚人船》中，博斯描绘了一个修士和一个修女，二人对坐在一起，其中修女抱着象征着爱情的鲁特琴。二人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盘象征着世俗情欲的浆果，而船上的其他舵手们则只对一块悬挂着的节日薄饼感兴趣。画中的船桨是一只巨大的汤勺，这样的尺寸似乎是为了便于舀到船外那浑浊的酒。人们喝着酒，似乎快要慢慢地溺死在这片“蜜海”之中。有一位贪吃者被绑在桅杆上的烤鹅吸引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正准备爬到桅杆上去。船尾坐着的小丑是这艘船的掌舵者。他与其他人一样喝着酒，似乎并不在乎这艘船将驶向何方。

画中还出现了博斯经常刻画的猫头鹰。猫头鹰是象征性极强的生物，既代表着邪恶和异教，也象征着预言和智慧。只见画中的这只猫头鹰正在树上冷眼旁观着船上的一群“愚人”，不过它虽然看起来身居高位，仿佛审视者一样，实则落在了无根的树枝上，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通过分析这些隐喻，我们既可以将这只猫头鹰理解为人间闹剧的荒唐见证者，又可以将之理解为人类智慧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人们的坚守与信心不堪一击。

“愚人船”其实就是一艘人类之船，一直在毫无目的地漂流，却从未到达任何港口。这些不幸的“愚人”在船上吃饭、喝酒、调情、欺骗、做愚蠢的游戏、觊觎高不可攀的目标，将世俗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博斯毫不掩饰地将这些展现在画中，将人类不愿面对的弱点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透过这幅画所听到的似乎是来自博斯的嘲笑——谁能从这艘人类的“愚蠢之船”中逃脱呢？博斯早于存在主义与荒诞哲学400年就预见到了人类可能面临的荒芜与无奈。他的作品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能够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与思索。关于《愚人船》中的符号隐喻与猜测，值得重点关注的有以下9处。

1.饼与酒

饼和酒在西方宗教中分别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船上的人们吃饼喝酒意味着正在践行耶稣的嘱托。然而，画面中的人物表现得并不虔诚，而是呈现出一种醉生梦死的态度。

2.樱桃

红色浆果在博斯的作品中象征着欲望。

3.猫头鹰

猫头鹰能够在黑暗中找到方向，因此是救赎与智慧的标志，如古典意象中雅典娜的猫头鹰。然而，猫头鹰夜间活动的习性又让它具有典型的负面含义。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常常将它与黑暗、邪恶联系在一起。

4.鱼

鱼在西方是一种宗教符号。画中的这一标志源于希腊文的“鱼”。

5.烧鹅

烧鹅是圣马丁节的传统菜，因而隐喻着圣马丁的故事。圣马丁原是罗马士兵，后来成为一名僧侣。传说他有一次虽然在途中遭遇暴风雪，但依然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大衣撕成两片，救助了一个生命垂危的乞丐。而就在那个夜晚，他梦到了耶稣穿着他送给乞丐的那半片大衣。

6.飘带

这里的飘带隐喻“真理的带子”“谦卑的带子”，启示着人们应该追求真理，保持谦卑和善良。

7.新月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月亮作为绘画中的原始意象，其艺术内涵诞生自希腊神话和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隐喻“愚人”集体无意识、及时行乐的蒙昧状态。

8.穿小丑衣服的人

画中穿小丑衣服的人是船长。他的消极举动代表着掌控者的无可奈何与放任自流。

9.裸体

按照西方古板的宗教思想，只有神明才拥有展示躯体的权利，然而画中两个裸露半身的人却并非像神一样自由自在，而是没有羞耻心的乞讨者。

画面中这些符号隐喻的运用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挑战，展现出彼时宗教信仰的危机与松动，预示着宗教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下，博斯借助画作所体现的是哲学层面的反思。

二、“愚人船”主题的流变

1.柏拉图

“愚人船”最早的出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六卷。在这本书中，为了说明什么样的人适合领导城邦，苏格拉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体魄强过了船上的所有船员，只是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航海知识也不太高明。船上的水手们都争抢着要替代他当船长，即便他们从未学过航海术。他们还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无法传授的，而且准备把可以传授航海术的人碎尸万段。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地骗船长将舵交给自己。一旦有人被船长同意代为指挥，他们就杀死这个人或者把这个人逐下船去，然后用麻醉药或酒将船长困住。他们在夺得船只的领导权后，搬出了船上的全部库存物资，大肆地吃喝玩乐。不仅如此，凡是曾经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人，都被他们授以航海家、领航者等荣誉称号。苏格拉底指出，正是船长的无能、船员的野心使城邦或国家成为一艘危险的“愚人船”。“愚人船”是野心家、贪婪者之船。在这样的船上，善良与智慧之人将无法生存。

2.塞巴斯蒂安·勃蘭特

1494年，德国讽刺作家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t，1458—1521）在莱茵河畔的文化名城巴塞尔发表了自己的文学巨著《愚人船》。它是一部诗文体裁的叙事作品，全诗共计7176行，俗称“八千行诗”。勃兰特曾经被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推崇为“德国第一位诗人”，而“愚人文学”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也为后世所沿袭。勃兰特的思想与中世纪许多神学家的思想极其相似，如13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曾将法庭分为三个层面，即世俗法庭、道德法庭与彼岸法庭。世俗法庭已经被利益所左右，因此要发挥道德法庭和彼岸法庭的作用。勃兰特本人是一名律师，这正契合了他对法律局限性的思考。《愚人船》流行之时正是马丁·路德倡行宗教改革前后。彼时的人们对教会的反感日益增长，《愚人船》因而被用来批判天主教会所谓的“救赎方舟”。1498年，当时极为出色的画家丢勒为这首诗绘制了插图。有学者认为博斯也是从勃兰特的诗中获得了灵感，才创作出了《愚人船》一画。

3.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509年，在《愚人船》出版后不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58—1521）完成了《愚人颂》，以此称颂愚人的快乐、天然的人性。伊拉斯谟关于人性弱点的讽刺与勃兰特如出一辙，只不过两位作者看待人性的态度不同。此后，“愚人”这一主题在西方文学中反复出现。

4.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愚人船”是在《疯癫与文明》的第一章出现的。在书中，福柯用文学化手法描述了那些巡游在“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之上的怪异舟船。为表达从愚到疯的转移，他利用了法语词汇“Folie”的两层意思（即傻、疯），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内涵的转换，也就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滑动”。

福柯曾问：“为什么这一题材在15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中形成得那么突然？”他找到的答案是：“‘愚人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这种不安是中世纪末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的。”福柯所说的这种“不安”是中世纪信仰结束所带来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便认为他的病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在“愚人船”行驶的时代，中世纪的道德规约已经松弛下来，人们需要给罪恶寻找新的原因。于是，愚蠢在这时被当作罪恶之源，愚人无处不在，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统治”。在闹剧、傻剧中，原来于表演中居次要地位的疯子、愚人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发表道德说教，捍卫宇宙真理，制造出了反讽的喜剧效果，充当了人们的笑柄。

按照福柯所说，当时“对疯癫（愚蠢）的鞭挞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批判方式”。他借此把这种蔓延的“精神病”接续到了古典时期。在他看来，古典的疯癫经验在16世纪便诞生了。文艺复兴虽然使疯癫者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期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在这一时期，疯子在欧洲被当作罪犯，而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愚人或违反天主教道德的人。古典的疯癫以疯人院（精神病院）为象征。“愚人船”和疯人院是一脉相承的。在放逐之后是囚禁的时代，精神病人的境遇没有得到改善。福柯说：“疯人船的时代刚刚过去一个世纪，‘疯人院的题材便出现了。”汉译者在这里把“愚人船”翻译为“疯人船”，应该是为了帮助福柯弥合这两者之间的词义差别。

与“愚人船”对应的是幻觉，与疯人院相对的是理性。也就是说，“愚人船”肆意行驶的原因不再是宗教道德的废弛，而是人类理性的丧失。疯人院的主要功能是囚禁，不是治疗。17世纪的欧洲其实有着大量禁闭所。当福柯试图把医学史和精神病学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时，必然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不过，他的哲学认知仍旧能够带给人们启发。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说道：“自由能够打破真理活力的任何束缚……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自此，“愚人船”的象征含义经历了从揭示愚蠢人性的弱点到社会的隔离和规训的变化。

三、“愚人船”的彼岸：回归良知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提出，真正的哲学家“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处于流放之中，因而没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从事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的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务”。人们对理想人格与道德良知的追求本身便是一种人性之光。中国古代社会流行一种“游侠精神”。所谓游侠是兴盛于两汉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当时的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在游侠群体中，层次非常复杂，高尚者或“路见不平，拔剑相助”，或一诺千金，恶劣者或呼朋引伴、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游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慢慢演变成人们的一种心态和一种生活追求，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游侠之风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本人就特别喜欢交游，曾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的弟子们成为其政治主张的坚决支持者。也就是说，孔子及其弟子可以被看作游侠之滥觞。到了社会发生巨变的战国时代，原有的社会等级解体，产生了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因为肯于礼贤下士且急公好义的大侠。这些人在彼时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是“社会良心”的化身。我们可以用诗性的眼光和情感去看待和讴歌游侠。正如李白在《结客少年场行》一诗中写到的那样，“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

康德认为，“良知就是判断正当与否的普通理智”。良知其实是一种底线，而底线是社会对行为正当性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失良知首先是不偏离常识或丧失底线。只有对底线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才不致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在道德法庭上，存在着三种评价机制，即社会的舆论评价、自我的良心评价和上帝的终极评价。这三种评价构成了心灵的幸福指数，因为人类所感知到的幸福和安宁主要源于意识到自己被赞同并形成合适的自我赞同。作为自我评价机制的良心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因為所谓“上帝的终极评价”和社会评价最终要通过良心来发挥作用。事实上，虚无缥缈的上帝不过是良心的代言人和守护神。

良心既有社会属性，又寓存于个体，既是社会规范内化于个体形成的心理积淀，又与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判断和取舍有关。如果说良心中的先天部分构成了人的道德起点，那么良心的后天发展则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与外部的制度环境。就个体而言，“良知须自致”。这里的“致”即推扩，也就是要“顺良知主宰而着人力推扩”。良知即本心，本心易受私欲和谬见的蒙蔽，故须“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若要做到捍卫良知，不仅有赖于内在的修行，也在于日常的道德选择，在于对身边各种机会和可能性的不断取舍。可以说，捍卫良知往往要在与不完善的自我和不完美的现实的斗争中实现。

自然法向实在法的渗透需假以时日，面对实在法，特别是其中的恶法，人们并无绝对盲从的义务，即使暂时没有反抗恶法的现实可能性，也应存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仁慈。只有每一个人勇于拉高道德底线，才能以一二人带动千万人，最终发挥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之效。也就是说，若要拆除“愚人”赖以生存的甲板，首先要做到对良知的捍卫。在博斯看来，良知的捍卫有赖于政治与艺术的“合谋”，因为政治是具备多种可能性的艺术，艺术是实现人心救赎的政治。博斯在《愚人船》中大胆地画出了人的内心状态，试图用信仰与想象力启示现实。在这种心灵的启示下，星辰、大海彼此激荡，理想的辉光终将为“愚人船”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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