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红色电影的叙事空间与价值表达研究

李红坦 张元宵

摘要：红色电影是宣扬和继承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有力载体，是主流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传播介质。红色电影拥有独特的文本优势，具备稳定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凝聚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先进思想，长期为社会输出主流价值观，为社会大众树立先进思想标杆。作为思想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主要媒介，红色电影的精神内涵是随时代进步的，红色电影的思想导向功能是不容破坏的。步入新世纪以后，全新的时代赋予了红色电影全新的创作灵感和表达思路，红色电影不再拘泥于重大革命题材与传统叙事思路，在兼顾作品艺术性的同时，产出了一系列易于被观众接受的富有感染力的红色作品，在主题和叙事上呈现出多元的创作手法，逐渐从情感入手，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叙事，以艺术感染代替传统说教，以作品魅力传递价值观念，抒发家国情怀，致敬时代英雄，在满足观众审美倾向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乘时代之东风，完成红色价值观念的有效输出。文章通过类型界定，分析红色电影自身文本空间的表达功能，从视听语言与意境空间、形象设定与人物空间、开放理念与异域空间的融合和转向等角度出发，审视新世纪红色电影独特的叙事艺术和价值传递，从中研究新世纪红色电影的发展前景与活力源泉。

关键词：红色电影；
叙事空间；
价值传递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9-0-03

0 引言

作为构建红色文化话语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诞生伊始，“红色电影”这一概念就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独特的文化性格，承担着传递时代价值的重要任务。正因如此，红色电影应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伴随着电影技术的逐渐成熟与大众审美需求的显著提升，红色电影开始不断革新叙事策略，优化叙事角度、意境表达以及价值传递，力图在新世纪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

1 意境构筑：建筑空间与音乐语言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范畴和中心范畴，对意境的研究和概述贯穿于中国艺术的进程之中，在丰富作品本身结构和层次的功能上有“更上一层楼”的效果。电影本身虽然区别于文学、绘画等传统概念上与意境绑定的艺术，但同样具有对意境空间的追求，这样的追求辐射到新世纪红色电影的叙事上时，视听语言就成为重要的表达通道。

1.1 建筑空间的意识表达

建筑作为电影文本中的“第二表达”，在电影的意境构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实体的建筑作为一种电影语言出现在荧幕上时，就脱离了其本身的物质功能，担任作品的意象构建功能，承载作品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成为具有生命意义的存在。在电影作品中，某种风格、某种类型的建筑通常会成为特定的空间符号，参与电影意境的生成。

建筑是非自然的符号，是人的意志的外化表现，是文化的产物。建筑既能承載记忆，也能传递记忆，尤其是标志性的建筑，所展示的强大记忆能量是不容忽视的。红色电影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1］。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信仰的天安门广场就是标志性的红色建筑。作为展现红色文化最典型的建筑，天安门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和历史象征使其可以最直接地将每一个观众对革命意义、家国情怀、民族自豪的感动和震撼调动起来，从而构建出联系家国命运的空间，触动观众的心灵，唤起属于中国人的红色情感。

1.2 电影配乐的氛围营造

电影音乐可以为电影营造出特定的氛围，以深化视觉效果。在发挥这项功能时，音乐并不带有主观的引导和评价，也并非单一解释某部分文本，而是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动人的意境空间，辅助受众感受抽象的作品情感，从而使故事内容深入受众心中。

电影和音乐并不是天然的绑定关系，电影走过默片时代后，音乐才逐渐开始作为灵魂元素与电影共存共生。作为听觉艺术，音乐是最能表现情绪的载体。就本质来讲，音乐能够在有机的结构创意之下参与到电影情节中，对电影整体基调的奠定和风格的把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与音乐的配合焕发出的能量，能给民众带来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熏陶，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助力［2］。

在电影《1912》中，青年毛泽东在上海街头奔跑，背后是法国庆祝国庆烟花飞扬的法租界，落寞中激荡起无穷的信念，音乐的旋律由低沉转向高昂，和大步奔跑的人物完美契合，画面与音乐相互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中的音乐不但承担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功能，还进一步丰富了作品叙事，拓展了画面空间。

意境是中国艺术创作的重要美学传统［3］，视觉画面提供了看得见的实景，音乐创造了超越本身旋律意义和电影物理空间的情感的虚境，虚与实的结合统一，使人物形象和联想空间更加立体，表现出音乐在电影作品中发挥出的独特的意境建构功能。新世纪红色电影在叙事中对建筑和音乐的把握，有利于为观众营造感性的意境审美空间，在这样的意境中，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实现理性的升华。

2 故事安排：崇高格调与平凡人物

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是电影文本表述须考虑的核心要务。红色电影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真实的革命事迹和英雄人物为内容所创作的电影类型，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历史记忆作为基础，借助荧幕呈现给观众。进入新世纪，红色电影在以革命史诗为题材的基础上，将人物的设定逐渐向平民化、人性化靠拢，拉近观众与人物的距离，引发观众共鸣。

2.1 以崇高格调演绎史诗

在历史时空中，红色故事的再现是深化受众体验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再现的过程中，电影艺术作品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由此产生的场域观感也会逐渐自内而外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和行动。红色电影的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及其诉求，格调昂扬，充满了精神光辉，在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从过度追求利益、迎合低级趣味的商业电影中脱颖而出，在坚守崇高史诗叙事的同时，照顾到电影本身的可观赏性，平衡了娱乐和格调的双重空间，实现了内容质量与商业影响的良性互动，并且从精神上带给社会群体现实的理想信念。

革命的信念和战争的残酷记忆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中。《长津湖》作为我国目前公开上映的第一部采用文献记录式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将宏大主线与微观叙事完美结合，用全景拍摄的手法构建出完整的环境空间，炮火连天的战场、狂轰滥炸的敌机和冻成冰雕的志愿军战士，单薄的棉衣与装备精良的敌人之间的对比，都能够最直观地唤醒观众对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史诗为背景的崇高叙事能够让观众通过观看那段艰苦且充满牺牲的岁月，体会到信仰的巨大力量，从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红色文化精神，高扬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2.2 以微小视角创作人物

红色类型的影视在发展初期，致力于打造神化的完美主角，以此为模板产出的部分作品在今天不时被冠以“神剧”的称谓，受到嘲讽。人物是故事发展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刻画决定了故事的展开和格局。新世纪，红色电影在对人物进行创作表达时，立足于当今受众的审美观，将切入点放在日常的事件中，让人物叙事向生活化的表达靠拢，减轻过分追求伟岸人设而造成的不真实和距离感，弱化肃穆单一的人物形象，以贴近生活的细节表现出角色的平凡人性。

《长津湖》中作为电影线索之一的伍家三兄弟的感情线、《八佰》中害怕枪炮声甚至一开始想逃跑的战士端午、《金陵十三钗》中对出身烟花的十三钗避之不及的女学生，这些设定都反映出最真实最平凡的人物所具有的特点，角色的人设越贴近烟火里的生活，越能够与受众产生联结。

进入21世纪，审美经验的累积使观众拥有更加挑剔的眼光和更加淡泊的情感。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以平凡的视点展开故事叙述，以父亲、丈夫等日常的身份和观众建立共鸣，构筑充沛的情感空间，能够更深入地将红色价值观扎根于观众心底。

3 形式包容：异域空间与开放理念

红色电影始终坚持在每个年代都紧贴社会主题。革命年代，红色电影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美好的向往与期待；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向的国际交往始步，红色电影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红色电影的素材更加丰富，开始尝试以不同类型的剧情述说主题；
进入新世纪，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升，影视媒体业态也在不断进步，新的时代赋予电影艺术更多的发展机会。

科技和时代的进步加速了受众价值观的转变，时代主题更新，时代语境变迁，红色电影要以更新的姿态出现在受众面前，在坚持红色电影一贯红色作风的基础上，以家国精神为内核，引入更多时代性元素，为新世纪中国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3.1 国家想象的更新丰富

传统红色电影在选取题材时，常采用经典的革命事迹作为背景，这样有利于增强剧本本身的完整性和调性。然而对于观众来说，观影预备期间的心理期待基本可以透视整部电影的剧情，套路化的剧本和程序化的思想升华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不免有消费爱国情感的嫌疑，过度的重复是对情感最大的消耗，会影响观众的观影感受。红色电影作为文化的承载体，也是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4］。

新世纪的红色电影选取跨国题材作为剧本，在叙事中打造一个陌生的空间，将故事放在遥远的陌生国度，由此形成的异域空间可以用尖锐的矛盾和危险的冲突将观众带入其中，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情感联结。受众是真实生活在新世纪的人民大众，电影表述的是當前时代祖国对人民大众真切的维护，更容易引发受众强烈的共鸣。

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拍摄的《红海行动》、以中国船员遇害事件为背景拍摄的《湄公河行动》以及以中国外交真实撤侨事件为背景拍摄的《万里归途》，都是将异域空间作为电影主要叙事手段的代表作品。电影中军队、外交官、国旗成为异域空间特殊的符号，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代表着传承红色精神的中国永远竭力守护每一个中国人的和平生活。这些鲜明的国家符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起受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家国自豪感。

3.2 电影理念的开放发展

开放包容一直是文化发展最显著的主题。进入21世纪，审美包容度提升，审美需求更加多样化，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为适应时代的更新与发展，红色电影在理念上显示出更加包容的姿态。

新世纪包容的风格拓宽了红色电影的发展道路，不同题材、不同视角的影片走上荧幕，重构了受众心中对经典红色电影的视野期待。在对外的交流借鉴中，新世纪的红色电影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不断吸纳西方电影理念中可以适用的元素和电影制作方面先进的技术，在学习与交流的同时打开红色电影的国际市场，将红色电影推向世界。

新世纪的红色电影在开放理念的同时，兼顾了题材本身的格调，避免了过度消费经典革命题材所造成的低俗化，在商业性与思想价值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从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三方面贴近了今天的主流观众［5］。无论是将故事放在异国他乡，还是对影片类型和视角进行全新打磨的尝试，都使观众“重新调整心理定式，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6］，体现出红色电影愈加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将红色电影推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不仅能够重构观众对国家的形象想象与身份认同，而且能够促进红色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

4 结语

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媒介，具备重要的传播功能，既肩负着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商业化大潮的冲击的责任，又要负责建立和引导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红色电影特殊的主题使其更应担负起意识传达的功能，在处理电影元素时，也就更容易将文本空间作为传播红色精神、红色思想的通道。

进入新世纪，红色电影在创作上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创新，从不同角度研究和展现红色故事的荧幕表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良性传播和社会群体的积极引导。红色电影的发展前路是被寄予厚望的，创作前路是任重而道远的。新世纪的红色电影作品融合了革命精神和家国叙事，为当代中国大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信念和优秀的精神养分。红色电影理应更加不忘使命，讲好红色故事，传扬红色文化。

参考文献：

［1］ 彭涛，陈月异.新时代现象级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审美倾向［J］.四川戏剧，2022（10）：127-132.

［2］ 梁文珊.文化强国背景下红色电影音乐的时代价值及有效实践［J］.枣庄学院学报，2023，40（1）：106-111.

［3］ 毛霞，甘庆超.意境与中国电影［J］.电影文学，2021（4）：31-34.

［4］ 张斌.空间跨越与主流电影重构：论《红海行动》的三重创新［J］.艺术评论，2018（5）：69-76.

［5］ 彭涛，刘逸飞.父与子的拥抱：新主流电影建构情感认同的叙事路径［J］.电影文学，2022（18）：79-85.

［6］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2.

作者简介：李红坦（1980—），男，河南新郑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红色文艺专题、思政教育、民族史学与社会史学。

张元宵（199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红色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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