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工匠型人才培育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14所工科类高职院校的调研

李 赟，张 荣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课部，湖南 长沙 410151；
3.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职业教育被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维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1]，就在于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工匠型技能人才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强大的重要支撑。习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中明确指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人社部也于去年7月发布了“技能中国行动”[3]，彰显出国家层面对培育工匠型人才的期待。高职学生作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主要目标，也是未来技能人才队伍中的主力军，工匠行为是其成长为工匠型人才的重要评价依据。不少研究者从工匠文化、制度建设、学校培养机制、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对高职工匠型人才培育提出了建议[4-6]，但很少是基于高职生工匠行为培育现状而进行的反思，从而缺乏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建议。也有部分研究者从高职生的职业认同水平、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学视角来探讨实践层面工匠行为的影响要素[7-8]，但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途径还缺乏深入分析。正确认识和了解高职生的工匠行为表现、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能对高职生将来能否成为具有工匠型技能人才形成前瞻性预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少研究者认为工匠行为与工匠精神密切相关，而工匠精神作为近年来的理论研究热点获得了研究者们的主要关注，如李群等人将工匠精神看作是员工践行工匠行为的倾向[9]，王星则将工匠精神视为工匠劳动行为习惯的体现[10]，李淑玲等人认为工匠精神是工匠行为和思想的呈现[11]。可见工匠精神和工匠行为二者的核心内涵极其相似，属于工匠型人才不同层次的两种状态，但相较于工匠精神的抽象性，工匠行为更为直观、可追溯。虽然研究者们对于工匠精神的内涵并未达成一致，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了“二维”“三维”“四维”[12-14]等不同的工匠精神结构，因此，也有研究者对工匠行为展开了内在维度的定量分析，如孙晖等人基于管理学视角认为工匠行为是员工对本职工作的长期坚守以及不断改进的行为，包括职业承诺、职业使命感、工作敬业度等9项构成要素[15]，王弘钰等人则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工匠行为是个体高工作认同和自我认定质量标准认同的结果，包括职业使命、精益求精、改良创新三个部分[16]。虽然对工匠行为维度划分上主观性较大，但也说明工匠行为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层次，应结合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界定。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看，工匠行为应包括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三个层面[17]，因此本研究也将从这三方面展开高职生工匠行为研究。

自我效能感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们对其达成特定成就目标行动过程中所需能力的信念，对人的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8]57。研究发现，在学生选择的某一专业领域中，自我效能感越高，取得的成就会越高，并且在专业领域坚持的时间就越长，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更愿意去克服[18]47。曾亚纯发现自我效能感对高职生的工匠行为表现如自我管理、情绪调节等影响显著[19]，张宏如等人在研究职业胜任力时发现高敬业度能有效增加自我效能水平[20]，而敬业度一直被认为是工匠行为的重要体现之一。王岚认为强烈的自我效能引导技术工人完善自身技能并且不断攻坚克难、卓越创新[21]。以上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工匠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

职业认同是个人对自身职业的认知以及职业带来的情感与价值[22]，它是学生对将要从事职业的观念、情感、技术追求等内在动力，会对高职生工匠行为表现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夏果平认为工匠型人才的培育需要激发高职生的观念动力、情感动力、意志动力、技术动力，以此提升工匠职业认同[23]。在李霞等人看来高度的职业认同和坚定的职业信念是培育工匠型人才的关键[24]。袁淑提出职业认同是大学生工匠精神的行为彰显, 并强调二者在目标、内容与功能上的具有契合性[25]。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普遍认同高职生的职业认同与工匠行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只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其内在机理。

综上所述，虽然高职生的工匠行为表现、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的两两相关关系获得了理论层面的较多认可，但是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途径还不明确，且缺乏实证检验。现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环境下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对其工匠行为表现影响的程度究竟如何？职业认同作为高职生对职业追求的内在动力，又是如何影响自我效能感与工匠行为表现关系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上述问题有待进一步解答。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自我效能感为切入点，以湖南省14所工科类高职院校为例，探究工匠型人才培养成效，寻找工匠行为表现培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厘清自我效能感、工匠行为表现与职业认同的关系，为进一步科学指导大国工匠的成长提供理论及实践参考。

(一)研究对象

选取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共14所工科类高职院校，其中民办院校2所，公办院校中双高校4所、省示范骨干校7所，非示范骨干校1所。共回收问卷9 781份，剔除部分缺失值较多、连续超过6个题项选择相同答案与填写时间较短的无效问卷，有效份数8 815份，有效率90.12%。被试中，民办院校213人，双高院校 6 856人，省示范校1 557人，非示范校189人；
男生6 222人，女生 2 593人；
大一3 943人，大二3 671人，大三1 201人；
城市生源3 655人，农村生源6 160人，非独子女5 728人，有7 634人的“父母都不是大学生”，有5 486人的“父母合计月收入在6 000元以下”。

(二)研究工具

1.高职学生工匠型人才调查表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培育工匠型人才的措施和感受；
第二部分是自编的学生工匠行为表现的测量量表，从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3个维度进行企业调研和专业教师访谈收集测题信息，经过试测后最终确定9个题项，采用likert五点记分，分数越高代表工匠行为表现越高。量表信度Cronbach’s α为0.818。

2.职业认同量表

采用由Tyler和McCallum(1998)编制，经台湾省朝阳科技大学蔡常娟修订的中文版量表[26]，包含一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记分。量表重测Cronbach’s α为0.938。

3.工匠自我效能感量表

选用李赟编制的高职工匠自我效能感量表[27]5，人职匹配、自我评价、个人成就、自我调适四个维度共22道题项，采用likert五点记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水平越高。量表信度Cronbach’s α为0.83。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此次数据采集由课题组成员及经过培训的教师担任主测、课堂上现场发送电子问卷方式进行。通过SPSS25.0完成信度分析、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性分析，Amos25.0软件完成各个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25.0对预设模型进行拟合，结果见表1。由于χ2的显著性检验与χ2/df对分析样本量比较敏感，样本数量大，卡方值也会大[28]。本研究样本量达8 815，故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参考上述两指标，其他各项指标都在允许范围内，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1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一)高职工匠型人才培育的基本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95.2%的学生对自己“今后能成为工匠型人才”持肯定态度，只有4.8%的学生表示否定或者不确定；
在“影响成为工匠型人才”的主要因素中，37.2%的学生认为是“专业技能水平不够”，排第一；
有82.1%的学生无法说出和专业相关的3个以上的工匠型人才的名字，说明学生缺乏对行业模范工匠的足够了解,这与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上缺乏近距离感受企业文化的机会以及技能实践太少有关；
在“周围的同学具有‘工匠行为表现’的人是否很多”的问题上，只有8.7%的学生认为“比较多”，认为“不太多”“不多”“几乎没有”的比例分别为42.2%、30.6%、18.5%，说明校园内尚未形成朋辈之间互促互进的工匠型人才氛围。

(二)高职工匠行为表现、职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水平

1.高职工匠行为表现及群体内差异

各研究因素总体情况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各研究因素总体情况描述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工匠行为表现均值为2.96，标准差0.62，处于接近一般的水平。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整体水平高于工匠行为表现，三个因素标准差比较接近，三个因素水平的分布离散性比较一致。从工匠行为表现的内在维度来看，人文素养的均值最低(M=2.83)，其次为专业精神(M=2.93),职业态度的整体水平最高(M=3.11)，可见人文素养水平较低是导致工匠行为表现降低的主要原因。

通过差异性检验分析发现，工匠行为表现在性别、年级与院校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其中男生(M=2.98)高于女生(M=2.92)，究其原因主要是工科类高职院校许多专业实操类课程较多，如汽车维修、建筑施工等，不论是在动手操作上还是在就业选择上男生比女生有较多的优势，更容易有获得感，因此，工匠行为表现也容易高于女生。同时从年级上看，学生工匠行为表现整体呈现出大一高、大二下降、大三再升高的趋势，但大一和大三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学生进入大二阶段后日益增多的专业课程给其造成了一定的不适应，现有专业课程体系理论过多而实践太少导致学生的职业认知和情感体验无法建立，但随着大三与社会实践联系的增多这种困扰得到了缓解，说明工匠行为表现能够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得到提高。此外，双高校与民办院校学生工匠行为表现显著高于省示范校与非示范校，结合民办学校有57.3%的学生、双高校有51.4%的学生参加过社会实践，而省示范校的学生实践比例为39.5%，非示范校为37.6%，说明双高校与民办校学生较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对其工匠行为表现的培育有直接关系，反映出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产教融合成效突出，也再次证明将课堂变工厂、工厂成课堂的校企深度融合在促进工匠行为表现成效更为显著。

此外，在独生子女、生源地、父母学历、家庭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工匠行为表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调查中发现，高职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农村，且以中低收入家庭居多，未来更易因为收入不理想等问题频繁跳槽而影响工匠型人才的培育。

2.自我效能感水平及群体内差异

从均值来看，3.57处于中偏高水平，标准差为0.64，结合内在维度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自我调适(M=3.71)、自我评价(M=3.61)、个人成就(M=3.44)、人职匹配(M=3.35)，结果显示高职生自信心程度较高。通过差异化检验来看，自我效能感方面男生高于女生、独生子女高于非独子女、城市生源强于农村生源(P<0.01)。说明工科类专业上男生在动手操作的能力和兴趣上都强于女生，加上在就业选择上男生比女生有较多的优势，更容易有获得感，因此，自我效能感也容易高于女生。而独生子女与城市生源学生由于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源在自我效能感方面也容易高于非独子女、农村生源。从内在维度看，随年级升高，人职匹配效能递增而个人成就效能则呈递减趋势，一方面反映出高年级实习实训的开展对工匠型人才培育有一定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高年级学生的学习倦怠现象如躺平、佛系等更加突出。从表3来看，院校方面，双高院校与民办院校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高于省示范校与非示范校(P<0.01)，这与受调查样本数量和来源有一定关系，一方面双高校样本较多容易导致结果呈显著性，另一方面民办院校样本大多为顶岗实习学生，实践机会较多，会导致相关数值偏高。

表3 各因素在不同学校类型下的整体水平对比(M±SD)

3.职业认同感水平及群体性差异

职业认同感的均值为3.67，标准差为0.74，属中等偏高水平，说明工科类高职学生对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持肯定态度。从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男生高于女生(P<0.01)，独生子女高于非独子女(P<0.05)，通过两两比较发现，“父母都是大学生”的高学历人群以及“父母月收入合计在10 000元以上”的学生职业认同最低。双高校与民办院校的职业认同水平显著高于省骨干院校与其他院校(P<0.001)，而在年级、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上职业认同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社会现实来看，高学历和高收入家庭所接触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更为广泛，来自该家庭的学生对职业的认可度不高，也从侧面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点在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中仍居主要地位，结合人均收入来看，“父母月收入合计在10 000元以上”的收入人群在当前社会中占多数的情况，可以推断职业教育在社会整体环境中“低人一等”的状况并未得到改观。

(三)工匠行为表现、职业认同和准工匠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基于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认同、工匠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结构路径模型，本研究考察上述三者相互的关系及职业认同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采用AMOS25.进行研究，结果见表4。

表4 模型中主要研究路径拟合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职业认同感，P<0.001，对职业认同感的解释程度较高，自我效能感越高，职业认同感越高。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工匠行为表现，P<0.001，自我效能感越高，工匠行为表现越高。职业认同感正向影响工匠行为表现，P<0.001，职业认同感越高，工匠行为表现越高。就直接影响大小来看，自我效能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直接影响作用大于职业认同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直接影响作用。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共同解释R2为0.758，解释效果较好。

结合前几个表可以发现高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工匠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模型数据良好，变量之间的关系在预期方向，并支持假设的结构关系。数据还显示，自我效能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总作用为0.846，直接作用为0.491，间接作用为0.355，95%的置信区间为[0.317,0.392]，中介作用成立，直接作用比例为58.0%，间接作用比例为42.0%,职业认同感在自我效能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影响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一)结论

第一，高职生工匠行为表现一般，但对自己未来成为工匠型人才信心十足。调查发现，高职院校的“工匠型人才”整体氛围还不够，学生不仅缺乏对行业工匠型人才的足够了解也很难感受到周围同学具有“工匠行为”特质。从学校方面来看，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高职教师能够做好“工匠型”表率对学生进行耐心指导，同时双高校和以现代学徒制为特色的民办院校在工匠行为表现培育成效上好于其他院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调查发现部分高职学校技能技术方面的实践课程偏少对高职生技能技术水平信心有较大影响。此外，学生的人文素养不足导致工匠行为表现水平偏低，需不断加强对工匠型人才的规则意识、审美品味、责任担当等职业价值观的教育。

第二，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与工匠行为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与工匠行为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高职生自我效能感越高，职业认同水平越高，这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19]16。班杜拉曾明确指出，在从事某一职业时，自我效能感能影响个体职业行为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18]261。从调查结果来看，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理论中值，反映出高职院校现有人才培育体系对工匠型人才的职业自信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有利于提高其在成长为大国工匠过程中的抗挫折能力。所以，虽然高职生的工匠行为表现均值略低于理论中值，但整体成长前景看好。需要注意的是，人职匹配效能数值相对偏低，说明高职院校对于工匠型人才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等相关工作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第三，职业认同在自我效能感对工匠行为表现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可以对工匠行为表现起直接作用，也可以通过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对工匠行为表现起影响作用，说明职业认同可以增进自我效能感对工匠行为表现的效果。此结论深化了对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和工匠行为表现三者之间两两相关关系的认识，揭示了三者的整体作用机制。已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农村户籍和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影响明显[29]，但本次研究表明在社会层面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印象尚未得到完全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大众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也会对高职生步入职场后的职业自信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其职业认同水平的稳定和提升。

(二)建议

1.防范达克效应：以强化实操技能为核心提升自我效能感

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表现为能力低者经常会高估自己，而不能客观评价他人，而能力高者往往会对自己做出较低的评价[30]。虽然这种评价偏差可能让能力低的个体充分体会到自尊、自信，能力高的个体显得更加谦逊，但也会对其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带来负面影响[31]，尤其高效能感学生往往对行为结果也会有高期待，一旦发生理想与现实不一致部分学生容易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而滋生心理问题。调查发现大部分高职生一方面认为自身专业能力还有不足，但另一方面却对自我的工匠行为表现评价较高而对他人评价较低。为避免自我认知偏差而产生达克效应，首先，学校需要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并做好职业规划和职前指导，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专业及其行业发展前景、岗位技能要求以及职业规范，使其成为能准确定位自己能力水平的准职业人。其次，教师在实训、技能竞赛、顶岗实习中要注重生源和性别差异对农村生源和女生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增加其自信心。而亲历的掌握性经验是个体自我效能信息中的最强有力的来源，对自我效能感形成和影响最大[18]70-71，因此，校内应举办多样的技能比拼、朋辈工匠评选等校园文化活动，并邀请行业技术能手进行点评或者颁奖，营造尊崇技能、尊崇工匠的校园文化氛围。

2.提升职业认同：以落实“新职教法”为契机构建尊重职教新格局

职业教育要获得育人成效，需要促进学生职业认同的发展[32]。职业认同作为个体和职业联系一起的“心理契约”[33]，职业认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高职生获得积极情感体验并带动职业忠诚度提高，进而成长为工匠型人才，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有效合力。随着今年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从法律层面打通了职业教育走向本科时代的最后一公里，有效解决了职业教育的成长天花板，但只有进一步贯彻落实才能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社会各界应以此为契机加大对新职教法的宣传，包括加强每年职业技能大赛优秀选手的报道与奖励力度，并对各行业的能工巧匠典型进行弘扬，为职业教育营造一个正面积极的外部环境，以扭转部分高收入、高学历家庭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看法；
企业在贯彻新职教法的同时，还应落实《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并在破除专业技能型人才与专业技术型人才职称评审壁垒、设立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技术创新成果入股等方面有所作为，才能增加技术工人的职业成就感从而提升社会认可度。

3.滋养工匠行为：以“带薪式学习”为标配完善学徒制培育模式

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34]，带薪学徒也成为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学徒制特色之一，薪资待遇是对学徒劳动价值和意义的反馈，有利于职业情怀的提升。而我国高职院校受经费保障制约，高职生往往在顶岗实习时才享有部分津贴，而且与正式员工差距较大，有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35]。调查发现，大部分高职生家庭收入偏低，毕业后容易因为薪资问题而跳槽或改行。以制造业这一行业的特点而言，真正入行成为技术能手需要至少3～5年的历练，频繁跳槽不利于工匠型人才成长。因此，可以借鉴国外“带薪”学习的学徒制的做法，由企业牵头建立助学金制度，学生入学后即享受学徒补贴，使助学补贴成为高职工匠型人才标配，补贴幅度可与期末技能考核成绩挂钩，以此激励其职业成就感从而孕育工匠行为。政府可发动行业协会、银行等组织的积极性共建补贴结构体系，从减低企业投入成本、增加企业效益回报等方面保障企业收益，如对参与助学金发放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或金融扶持，对学徒学成跳槽影响企业利益的，以专项资金弥补企业的亏损等，同时学校也应加强对学生契约精神方面的相关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宣传推广院校在职教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带动其他非双高职业院校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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