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资本逻辑批判与合理张力应用

侯丽羽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20世纪前半叶，福特制大规模的生产方式降低了商品的边际成本，为大规模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消费主导型社会。消费一方面是经济活动，事关社会再生产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行为，“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1]。消费主义是指主体的消费行为不再满足于实际生存需要，而是追求资本所建构出的虚假消费欲望的满足，把占有、消费更多物质财富、高档商品作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和终极意义[2]。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消费主义创造了一套渗透于整个社会并鼓励不断扩张消费的态度、价值和实践[3]，这是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经济体系相促进的文化策略。消费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再生产与体系再生产的一种新形式，这决定了它并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文化策略。重建消费伦理，克服资本全面掌控消费带来的弊端，是对消费主义的伦理思考与内在约束。

消费主义是推动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的文化逻辑，被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

不管是从微观的经济运行还是从宏观的社会发展来看，消费的地位都举足轻重。其一，消费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与生产、分配、交换等共同构成完整的经济持续链条；
其二，消费是经济保持增长或扩张状态的手段，同投入、出口一起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其三，区别于历史上的重农时期、重商时期、制造业主导时期，当代经济社会具有消费依赖性，消费成为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由此可以看出，消费首先是一个受制于有限生产的经济问题。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中，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的、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4]。生产是起点，受制于一般自然规律，消费是终点和目的，两者共存于经济活动的链条之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的有用性，消费的程度、层次和范围取决于生产状况，消费总体上是受限的。西方现代消费理论说明了这种受限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在可能的收入水平下，人们的消费支出取决于同时期的收入，与收入的增加正相关，但消费支出增加程度小于收入增加程度，消费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修正和发展了“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一个典型的居民总是试图把一生的消费水平都保持在一个常数上，他的消费来源于持久性收入，但也受制于短时段收入、年龄、现有财产以及预期的将来收入。“生命周期假说”区分了不同生命时段的经济行为，指出中年期的储蓄占比最大，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老年期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是为了偿还青年期的借贷，由此，也说明了青年期的消费往往会突破收入限制的状况。现代消费理论从微观上论述了家庭和个人由于占有资源有限，导致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有限的状况；
从宏观上论证了经济资源稀缺导致生产的数量和种类有限，由此约束了共同体的消费范围和程度。总体而言，它们以资源有限为基础假设，关注的焦点是有限资源和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当生产能力不断累积，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常态，这一基本矛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便不再坚固，经济学的理论便无法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消费现象。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福特制成为美国工业生产中的新模式和新标准，促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文化形态产生了系统变革，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后资本主义时期。解决大量生产和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消灭生产力，而是要刺激需求。传统生产主导型社会断裂，消费因此获得非生产性的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阶段进行了描述，詹明信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工业化后社会，德波则宣告社会生活表征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5]。鲍德里亚从哲学层面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一切为了消费，一切可以被消费。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6]。虽然这些理论家所用概念和观察重点不同，但都试图描述转型社会的共性：消费行为从追求使用价值的物质有用性转向追求符号价值及其差异带来的身份意义。

经济学理论解释了生产主导型社会中家庭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关注的焦点是有限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认为两者相对均衡，有限收入是抵制消费诱惑的“防御墙”。消费主义理论从文化学、政治学的视角解释了消费主导型社会的经济行为，关注的焦点是大量生产与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视角反映了不同的消费形态，一种是水涨船高逐级流动的高水平消费，另一种是脱离常态的观念性消费。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前者，却难以说明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渴望更高水平的消费，甚至突破“防御墙”的限制，出现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奢侈性消费和反生态消费的现象。消费主义理论不仅看到了消费是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理性化的算计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消费超越了物质上的交换与流通，是有关社会沟通、身份认同和关系形成的文化行为。

消费主义具备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功能，对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其本身无法解决生产与消费的失调问题。相反，它促使人们反思——滋生在消费主义体系内的悖论之源何在？这需要结合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视域来说明消费主义反推生产失灵的根源。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逻辑主导消费方式从大众消费转向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增殖是资本的本性和动力，扩张是增值的手段和途径[7]。资本逻辑是追求价值增值的逻辑，它贯穿于资本运动的全过程，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并通过媒介技术、文化形态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制”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布控权力的进路有两种，第一种是“劳动—资本—权力”的显性逻辑，生产过程构成资本权力的核心。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每一次形态转换和场域变换都是资本通过控制、否定劳动尤其是活劳动，让自己成长为新的更大资本的过程。金融资本以信用链为中介，通过提供信贷工具支配产业领域，显示出相对的独立性和垄断性。第二种进路是“消费—资本—权力”的隐性逻辑。这一过程中，资本诱使人们突破收入“防御墙”机制的限制而进行更多消费，最好能达到“欲壑难填”的“理想”状态。一方面，金融资本凭借信用卡、借贷工具、消费金融、住房贷款等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使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家庭，甚至企业和政府摆脱无钱消费的束缚，形成了“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文化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场景扩展，金融资本与信息技术合力，识别、理解和“喂养”消费者。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那样：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224-225。这也是一个打破收入与预算的约束机制，使消费者养成过度消费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当人们习惯于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购物App上获取信息、货比三家，沉浸在脸书、微信、微博推送的消费软文时，媒介技术已突破工具属性的限制，向消费领域全面渗透，成为资本的构成要素与运作手段。在信息社会中，资本如何通过控制技术继而操纵消费？这可以从算法的运行逻辑做出说明。算法本身是一种数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媒介——它正利用其联结属性建构、匹配与调适价值关系[8]。算法操纵消费主义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和文化形式的资本估值过程。首先，它绘制用户的多维画像和兴趣图谱，并进行市场细分和“社会排序”。其次，它将结构化的数据转换成叙述性文本，通过靶向推送、精准投放、针对性修辞等话语体系，对接和塑造消费者的偏好、习惯和方式，达到精准传播的目标。再次，依靠人机交互，完成设计代码和分拣关键数据等环节。最后，消费者接收到自己选择的或者感到愉悦的商品，借助符号的所指明确了身份边界。在物理空间中，消费者是相对分散的“原子化大众”。在算法营造的高度拟人化的环境中，消费者接触到被推荐的信息，以趣味为纽带维持与他者的共存状态，通过消费形成“隐形社群”。在算法主导消费的过程中，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掌控算法的精英们的[9]。

资本依托广告诱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并使其不断膨胀，进而开掘消费市场。广告中的消费偶像包括娱乐明星、购物主播、网红等，他们的任务是向人们展示时尚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在“你消费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语逻辑中，消费者一方面承受着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诱惑，另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阶层落差带来的压力。消费更多更高级的产品，是消费者维持个体自尊的手段，也是为了追赶高阶层群体所示范的消费行为与标准。在鲍德里亚看来，广告的逻辑在于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6]116。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人通过“示异”来拉开距离，较低社会阶层的人通过“示同”来消除社会差距。按照齐美尔的说法，这是一种“领先与追逐”的时尚游戏。由于我们拥有一种持续不断的、贯穿终生的将自己与占据社会中其他位置的那些人区别开来的需要[10]，因此，被消费主义激发起来的虚假需要注定无法被满足。

消费主义表征为追求快感的大众文化，这是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广告话语联姻生成的精神文化成果，也是资本增殖目标实现的一种主动文化策略。为了解决大量生产和有限消费的矛盾问题，必须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中，个人的非理性才能——从幻想的辉煌和人类交流的体验中燃烧起来——才是判断真善美的标准[11]。这种新文化，指的就是消费主义文化。它倡导“消费自由”“消费平等”“自主消费”，常常与幸福、平等、成功、享乐等话语捆绑出现。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消费主义思潮倡导的“超前消费”“我消费故我在”“及时行乐”等观念和实践，出现在时装、电影、摄影、广告、文学作品等各类文化形式之中，并在全世界流行，这是它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全球扩张。

消费主义建立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个人需要和张扬个性有积极意义，但其作用有限。当大量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大量生产时，作为原材料、工具和手段被利用的，不仅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人类自身，那么，人的内部自然、外部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将面临系统风险。

资本权力以消费为机制将劳动者引向扩大再生产的活动之中，客观上生产和巩固了异化劳动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秩序。劳动对人的本质规定贯穿于整个唯物史观的叙事之中，人的本质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由此，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
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1]158。在消费主义时代，情况更加复杂隐蔽。由于消费欲望不可满足，要获得充足物质及其身份象征意义，个体必然陷入过度劳动的泥潭。反过来，过度劳动致使“劳动—闲暇”二元对立，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循环推进。在劳动与消费双重异化的图景中，资本通过符号的规范和价值的内化，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决定性的社会控制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更甚于对意识形态规范的接受[12]。当消费成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定，甚至决定人生意义——“我消费故我在”时，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体人格物象化、价值追求庸俗化以及幸福的不可满足性。

消费社会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使交往形式多样化，但又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消费的对象从使用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时，消费便具备了界定社会关系的功能。消费是融入社会集体和被他者承认的重要方式，如果别人都相信消费主义，那我也要相信[13]。其结果是，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成为一个明确身份边界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不是孤立行为，而是一个全面的价值交换系统。在这场价值交换系统中，资本物质化了人与人的关系，具备支配力量。只有占有大量货币的人，才有资格有需要，需要才有资格被满足。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人与人的关系表征为阶级感淡化带来的自由平等的幻象，这是消费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多元化、个性化和虚拟化等消费，表面上丰富了个体的选择，超越了等级秩序，实则形成了隐蔽的商品拜物教，弱化了个体对既有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的抗拒。这是因为，整合社会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14]。只要人们收入、身份、地位不平等，所谓的“消费自由”“消费平等”“价值中立”，便都具有欺骗性和差异性。

大量消费导致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消耗了大量资源并造成污染，引发生态失衡及危机。生产、消费与自然界之间相互牵制，彼此制衡。消费主义以“消费无边界”的理念，推行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与GDP崇拜，视自然界为可以随意支配的天然宝库。消费主义对生态的破坏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两个节点上。其一，大量生产要求密集地开发自然资源，当生产需求超出自然界的承受限度，资源枯竭不可避免。其二，为了消耗生产积累，必须进行大量消费。现实的情况是，扩大再生产的产品往往又被工业生产自身消耗掉了，生活消费的增加反而有限。结果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当废弃物超出自然界新陈代谢的周期时，生态失衡与危机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变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展，消费主义的影响不断变化。从时间维度看，消费主义连同生产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的破坏以倍增的速度扩大开来。资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有效途径是增加科学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占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结果是，科学技术更迭速度加快，“杰文斯悖论”出现，即：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结果反而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从空间维度来看，消费主义引发的生态破坏具有不平衡性与不平等性，发达国家的消费过度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不足同时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与金融等优势，在全球扩张自己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发达国家人均生活消费量居于全球高位，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把中低端及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结构的全球价值链。结果是，发达国家把破坏和污染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别的国家的生态危机来缓解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生态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西方发达国家步入消费社会，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及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消费社会，需要避免消费主义的消极后果。***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当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5]，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在后疫情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文化身份的认知正在改变，价值观念也正在重塑，这为重新检视消费主义并建构新的消费伦理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既是社会结构性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又是保持经济社会结构稳定与再生产的心理基础和制约机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有限的物质资源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倾斜，生产资料统购统配，消费品限量供应，个体的收入分配差别不大。与这些制度安排相适应，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主导的消费观念。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不断满足人民大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本在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文化娱乐、互联网、教育等领域扩张，“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理念逐渐流行，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透支性消费等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以内需驱动经济增长，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节俭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依然保持，两栖消费的状况普遍存在：用某些领域的节俭或低消费，来支持另外一些领域的高消费[16]。另外，年长一辈的节俭消费与年轻一辈的超前消费同时存在。

发挥消费的积极作用并限制消费主义的负外部性，应当树立消费正义的理念。如果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对自然、对他人、对自身不造成侵害，那么这种消费行为就是正义消费，或者说具有正义性[17]。消费正义旨在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倡导适度利用自然，减少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造成的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当代人的消费水平与后代人的消费空间之间的矛盾；
第二，注重协调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关系，肯定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物质需要及其合理范围，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注重社会公平，帮扶弱势群体，主张平等占有社会基本资源。需要强调的是，用消费正义理念限制和约束的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差异性符号的扩大化，而非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消费行为本身。尤其是在经济疲软的后疫情时代，以消费来驱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甚至会成主导性的经济政策。

随着对消费主义的既利用又限制的基本态度的确立，对资本的态度也需要调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资本发挥着“伟大的文明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的灾难”。经济社会的持续推进，既不能缺失资本的助力，又不能落入资本逻辑的窠臼。资本是消费主义的内驱力，资本获取的生产增殖得益于其本身生发的价值而非源于劳动力的创造，从而创设出社会生产与劳动无关的“资本正义”[18]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其本质是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证明了“资本正义”的现实性与普遍性：全球资本平均收益率达到5%—6%，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10—20倍，这种趋势在未来也不可能被扭转[19]。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与劳动存在内在的规定性，互为前提并相互作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现代社会为之旋转的轴心[20]。这就决定了要发挥资本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分配制度对其限制。一方面要坚持差异原则，体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并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把劳动视为使用价值创造的源泉与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捍卫劳动的尊严，让劳动者有获得感。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目的在于激活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应得原则，在对社会基本资源的分配上，强调人人平等，应当“有其社会应得，得其社会应得”，发挥分配制度对“资本正义”的纠偏功能。

批判消费主义并不是要削弱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压舱石”的地位，而是为了遏制人们对消费的过度追求，弱化消费欲望与可获得消费资源不平衡的矛盾。要消费而不要消费主义的认知和实践，可以限制消费主义带来的负外部性，适应后疫情时代消费结构需要转换和升级的趋势，长远来看，也是优化人的需求结构、促使人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协调统一发展的必然要求。

猜你喜欢消费主义资本消费Film review:WALL·E疯狂英语·新读写(2022年1期)2022-01-28国内消费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1年11期)2021-02-16新的一年，准备消费！小康(2021年1期)2021-01-13金茂资本 上地J SPACE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40年消费流变商周刊(2018年23期)2018-11-26资本策局变商周刊(2018年18期)2018-09-21第一资本观商周刊(2017年25期)2017-04-25VR 资本之路中国科技信息(2016年16期)2016-09-10消费主义视角下传统集市贸易的现代化解读新闻传播(2016年4期)2016-07-18新消费ABC大社会(2016年6期)2016-05-04

推荐访问:批判 逻辑 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