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武经总要》对边防地理的记述

张 保 见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武经总要》分前、后集，各20卷，宋仁宗时曾公亮等奉敕修撰。曾公亮，泉州晋江人，进士甲科，历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鲁国公，《宋史》卷312有传。清儒认为，是书“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宋一代朝廷修讲武备之书，存者惟此编而已”(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9)。是书“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宋仁宗《武经总要序》)[1]卷首，18-19，可谓古今兼备，所涉兵学内容全面。其重要价值引起了学界普遍关注(目前可见的整理本有四个，即程素红主编《中国历代兵书集成》之《武经总要》，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郑诚整理《武经总要前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
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孙雅芬等《武经总要注》，西安出版社2017年版。其中，郑诚整理本择本善、校本多，方法新颖、用力甚勤，故本文所引《武经总要》文字皆出此本)，已有研究在有关该书修纂情况、战争理论、具体战法、军事伦理、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成绩[2]。

边防是军事的重要构成部分，《武经总要》单列“边防”一门，自卷16至卷20，凡5卷，可谓颇为重视。而地理是边防的主要呈现形式之一，《武经总要》论述了边防地理的诸多方面。邢东升着意于交通地理，在考订《武经总要》所载府、州、军、监的方位道里基本可信的基础上，指出北宋边防区域并非连成一体[3]；
吴成洋分析指出，该书中的边防史料主要来自《太平寰宇记》[4]；
李新伟与赵积优都指出，该书保存了许多边防地理方面的资料[5]；
笔者曾评述该书所涉军事地理问题，但前此尚未关注边防内容[6]；
郭声波等判断，该书所记载的茂属羁縻州设置的时段应在庆历初年[7]。可见目前学界对于《武经总要》所涉边防地理问题尚未有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武经总要》一书重视边防地理，有关内容丰富细致，完整覆盖了北宋中期的边疆地区以及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开卷尽在是矣”[1]卷16，893。“边防”门宋朝部分，涵盖了位于河北的定州路、真定府路、高阳关路、北京路，位于河东的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麟府路，位于陕西的鄜延丹坊保安军路、邠宁环庆路、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秦陇凤翔阶成路，位于西南的益利路、梓夔路，位于中南的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地区。体例上采用地理志的编写模式，以边地政区为纲，重视边地政区军事沿革的考察，尤重本朝，建置巨细必书，经世致用的目的十分突出。书中以转运使路，即漕司路作提领，简述《禹贡》所属及分野，而后分述漕司路所在区域的安抚使路即帅司路，帅司路下为府、州，府、州下为县，最后为城、关、寨、堡、铺、津、川、谷、羁縻州等。可谓条理明晰、秩序井然，在此构成框架下，沿革必书。

其沿革书写，集中在与军事关联密切的方面，与地理志重点记载政区沿革有别，体现了兵要地理的特点。以直面强敌辽国、重兵防守的河北为例，书中先是简单叙述漕司路的分野与沿革：“河北，《禹贡》冀州之域，天文毕、昴之分，春秋赵、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灾异可以参验。它路仿此。古之障塞，以卢龙山镇为限，五代以来，陷于北土”，随后即转到本朝：“今定州至西山，沧州距东海，地方千里，无险阻可恃。本朝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离为三路，修蒲阴为祁州，则高阳关会兵之路；
出井陉至常山，则河东道进师之所。沧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后，顺安军东有塘水，隔限胡骑；
莫州屯步兵，以护堤道。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利胡骑驰突，置沿边巡檄兵。北平路置兵马一司，断西山之路。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真、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可见书中历述各帅司路的建置演化、地理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军事辅助关联状况，清晰勾勒出了北宋河北地区分区布防、互相应援、重在沿边、纵深配置的防御特点。

而后是分述三帅司路及其下属沿边政区沿革及所属寨铺等，体例与漕司路同，简述历史，重点放在本朝。首先是定州路：“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战国为中山国，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本朝广屯重兵，为边镇之剧。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定州帅司路下，记载有定州属沿边北平军：“治北平县。秦曲逆县地，后魏改名北平。本朝建寨筑城，控安阳州、四望口一带山路，至蔚州界，给军满万人，断西山之路……寨铺二十六所”；
沿边唐县较为例外，不述沿革，只历述下属寨铺、口铺等。其后为沿边保州：“治保塞县。旧莫州清苑县地。建隆初，建保塞军。太平兴国初，建为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锋之冠。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口铺六”；
沿边广信军：“治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县地。秦筑长城所起，因名遂城。本朝建军……寨铺十五”；
沿边安肃军：“治安肃县。唐宥戎镇，周为梁门口寨。太平兴国中建军……寨铺二十六”；
次边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寨铺十五。”

其次是真定府路，其所辖区域大多为次边，非沿边，故只记述沿边帅司路沿革：“真定府。常山郡，古赵地也。本朝号为重镇，常屯重兵，与定州路兵马掎角捍寇”，“今置真定府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洺六州，以府为治所……寨铺八。”最后是沿边高阳关路：“瀛州。河间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复土宇，两河之地并置三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瀛州高阳关。捍御北狄，分重兵守之，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掎角”，“今置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瀛、莫、雄、霸、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一州军，以州为治所。”高阳关帅司路下，只分别记载沿边的沧州、乾宁军、信安军、霸州、雄州和位于次边的莫州等州军沿革及其下属军寨，其余州军不载。

据此，我们注意到，《武经总要》对北宋河北边地府、州、县的记载，是以距离边地远近、军事价值作为选择标准的，沿边的重点详细记述，非沿边的则依据军事重要性来选择详细、简单或忽略记载，很好地突出了本门的主题：边防。而这应该也是全书的编撰通则，即所谓：“国家革五运之浇季，辟四海之封域，舟车所暨，声教大同。若方陲守备，则东起沧海，至北平军，十数城，六百余里，属河北路。东起代郡，西缘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余里，属河东路。东起延安，穷边，至阶州，十五城，千余里，本朝之制，凡一路寨堡关镇皆屯戍兵。属陕西路。巴蜀之地，黎、雅、威、茂、文、龙、永康，属益利州路。戎、泸、夔、施、黔、云安，属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阳，属荆湖南北路。广、桂、宜、邕、钦、融、廉、雷、容、琼，属广南东西路。皆山川阻深，绵亘数千里，此自古限隔蛮夷之地”，“其非控带四夷州郡，略而不书。”就是说边防记述的重点在于极边，即沿边帅司路所属的、与周边政权或内地尚未宾服区域接壤的一线地区，举凡此区域内的政区、军事历史、交通道里、山川关隘等内容，无不详细记载；
沿边帅司路所属的次边区域，除少数军事价值极高的外，叙述较为简略；
至于地处沿边与腹心衔接处的帅司所在地，叙述更为简略；
处于内地的帅司路，就往往一笔带过。“边防”门记载的取舍标准，与《武经总要》的兵书属性是一致的。

关于武装力量的配置，《武经总要》“边防”门采用的是逐路记述的方式，并以备防辽、夏的北部、西北区域为主，西南、东南沿边以及中南内防区域，记述较为简略。这也是北宋中期边防态势和战略部署的呈现：“王者守在四夷，西北尤重。怀柔示信，谨疆场之事；
折冲御侮，张蕃卫之服。治险阻，缮甲兵，严烽燧，设亭障，斯长辔远驭之术也。”据载，河北沿边，定州路凡58指挥，58348人；
真定府路180指挥，45020人；
高阳关路77指挥，45580人。河东沿边，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116指挥，72900人；
麟府路隶并代路钤辖，朝廷遣戍兵、置州兵外，又领大路蕃汉义勇军3900人。陕西沿边，鄜延丹坊保安军路，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军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9大族，12700人，马1490匹，弓箭手1521人，马155匹；
邠宁环庆路，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247族，总44000人，马4390匹，弓箭手21指挥，马195匹；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177族，13341人，马5053匹，弓箭手147指挥，21597人，马6568匹；
秦陇凤翔阶成州路，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174族，总35606人，马22470匹，弓箭手16指挥，3900人，马2642匹。西南的益利路以及中南的广南东、西路，无具体数字。中南内防的梓夔路，有缘边诸寨将士丁义军4327人；
荆湖北路，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义军土丁19463人；
荆湖南路，凡朝廷置州兵及遣兵更戍外，又领土军弩手、义军土丁5158人。以上这些数字，与《武经总要》成书时，北宋攻防的重点在西夏，兵员数量多、马匹数量大，可攻可守，以攻为主；
河北路、河东路为与辽对抗前沿，少骑兵、多步兵，经澶渊盟会后，以守为主；
西南、中南采取羁縻方式，主要依靠土兵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

交通为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因素，《武经总要》亦重视交通情况的记载：在相关政区下，皆分层级逐一记述具有军事价值的交通路线及距离，条理分明。下面以位于河东漕司路的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帅司路为例。由于并州为次边，故仅述其周围四至：“东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三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而不列属县。再看代州：“东北至契丹应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馆，百五十里至妫州”，记载突出了其比邻辽国的特点。下属繁峙县，“在州东六十里”，不书四至；
而崞县则记：“在州西五十里”，“西至朔州界陆蕃岭四十里，南至忻州忻口寨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岭三十里。”又载：“凡沿边十三寨，起代州，至忻州，东西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里。”对于各寨的交通状况，记述具有标志性的参照物，以及与邻近重要据点之间的距离。如梅回寨：“距河三里，北至麻谷寨八里，东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车骑。东至契丹灵丘县界”；
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骑，一通行人。”

一些重要军事通道，则以专门词条单独列出，如位于河东的铁茄岭路、入三受降城路、窟野河路等，特别是北宋曾经开展过军事活动的。如河东通河北路：“自土门路，即古之井陉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黄泽关路，辽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吴儿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洺、磁州路。”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向称天险径路。而这类记载尤其关注陕西地区，可谓要路必书，计有可进军西夏的延州盐夏路、保安军长城岭路、庆州车厢峡路、环州灵盐路、镇戎军萧关路等五路。如盐夏路：“自州北过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乌延、马岭，入平夏，至盐州，约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盐州地平。国初，塞门至乌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师，范廷召从此路进军，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今废卢关、石堡、安远、塞门四城。北路山谷险峻，比诸路最甚。”由于事关该书撰著时战事情况，故路径夷险、历史沿革，一一记述，重在实用。又如中南地区的交趾路：“太平兴国中，伐交州，金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帅三将兵，由邕州路进师。”此外，该书对海防及重要的海路也有关注，如登州海防、广南海路均有专门词条予以解说。

冷兵器时代，地形地貌等地理环境因素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具体战役中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北宋王朝在军事战略上取守御态势，就决定了其在沿边地区重视利用地理形势布防，重视交通要道、关隘的把控与警戒。《武经总要》的有关内容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举凡边地重要隘口，“边防”门对其一一予以详细记述，包括城、镇、堡、寨、铺、津等等。这些地点有的具有民事、军事双重属性，有的则纯为军事目标，具有军事景观的特点。“边防”门所记军事景观，数量大且内容详尽，有的还予以形象描述。如四望口铺：“口甚狭，惟通单骑”；
赤塘关：“关城控西北金山岭一带，入定襄雁门路，当川谷之口，号为险固。庆历中，再加板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石岭关：“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面沟涧四百余步，开置方田。”

对于一些特殊的边防部署，设专目列出，是“边防”门的一种灵活处理方式，具有地方志因事增目的特点。以河北塘水为例。自燕云十六州归辽后，河北可依靠的地理形胜尽失。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针对辽、宋两国军事力量的不同特点，北宋边将总结出了用塘泊屯田御敌的办法：“滋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骑侵轶”，可谓一举两得。塘水一目，先述其地理分布：“东起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寨，东南起保定军，西北雄州，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
再述沉沔泊、西塘泊等9处塘泊，条列水系构成、水体广袤及深度；
最后述其沿革。其相关资料当是编撰者抄录自政府档案文书，时间上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河渠志》为早，内容上比《宋会要辑稿》完备，更具可靠性。

关于民族聚居区，“边防”门也采用地理志的编撰体例，并设置卷19“西蕃地理”、卷22“北蕃地理”两个专题。对于西南川峡路、中南广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羁縻统治区域，录其羁縻州，并尽可能地述其沿革、户口、交通情况。“西蕃地理”以唐代政区为纲，分为包括夏、银、绥、宥、灵、兰、会、盐、胜、凉、甘、肃州的夏国控制区，瓜、沙、伊、西州和北庭、安西等西域区，鄯、渭、河、洮、岷、廓、叠州等吐蕃诸部区三个部分。除部分补充宋代少量大事记载外，沿革止于唐末五代。这与中州多故，而上述地区部族林立，北宋对其关注不够，双方交流不畅，以致资料匮乏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北蕃地理”，专述辽国州郡沿革、民族风俗、山川道里，重点在燕云十六州及中京、东京、上京，记载较“西蕃地理”为详。当与二者来往密切，宋廷重视，资料丰富有关。

《武经总要》中丰富的边防地理记载，体现了北宋中期的边防理念。其中关于宋辽、宋夏疆界的记载，完全以事实为依托。“塘水之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谨障塞也”，可见以界河明确了宋河北地区与辽的边界；
“并、忻、代三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云、朔州界，云中、定襄、句注、四卢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数城”，可见宋在河东地区系谨守沿边州县。而河东“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缘黄河，捍夏国绥州界”，陕西“自绥、宥、灵、夏以北，皆党项所据”，夏国“尽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可见宋夏边界也有较为清晰的记载。

《武经总要》重视边政，注意对相关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故举凡边地军政建置与沿革、历史行军路线等内容，均广泛搜罗，内容宏富。对辽、夏两国资料的搜集，尽管意在知己知彼，但对已属辽的燕云十六州和夏的十二州作重点记述，以及关于河湟吐蕃诸部、河西走廊、西域的记载，则显然寄托着恢复“汉唐旧疆”的理想。

“边防”门清晰勾勒出了北宋中期基于现实需要的边防战略，也即西南、中南内防偏重使用羁縻策略，而更重视北方和西北的外防，并且这种边防战略是灵活机动的，而非机械划一的。仍以前文提到的直面最大军事威胁辽国、作为首都屏障的河北路的记载为例，即可见出北宋边防的悉心布置。该部分首述漕司河北路，次及定州路、真定府路、高阳关路等沿边安抚使路，以及“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的大名府安抚使路，也就是四帅司路。其中，定州路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8州军，高阳关路统瀛、莫、雄、霸、具、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11州军，真定府路统真定、磁、相、邢、赵、洺6府州。不过，定州路所统8州军，仅书定州、保州、广信军、安肃军、顺安军，不录深州、祁州、永宁军；
定州所属仅书居于极边的北平军及唐县，余不录。高阳关路书瀛州、沧州、乾宁军、信安军、霸州、雄州、莫州，余不录；
除瀛州、莫州、顺安军外，皆为极边州军。瀛州为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所在地，也就是帅司路治所。莫州虽非沿边，但“南县君子馆路至瀛州百余里，北缘堤岸至雄州三十里，东至保定军。塘泊狭浅。旧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满万人，以护塘泊，东至保定军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可见其居于护卫北部边防重要防御工程塘泊的中心地位，且所在“塘泊狭浅”，可能成为辽军南下的重点突破区域，又为极边地区与高阳关路治所瀛州之间的缓冲地带，是高阳关路各防区的接应点，在此驻有重兵，故对其沿革，也予以记述。顺安军为莫州西邻，亦非沿边，尽管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详细记录，结合其地理位置可知应与莫州情形类似。高阳关路显然具有极边、次边和腹里三重防御体系，然而对于其南部已完全处于内地的大名府路，书中注明“属内地，后不录”，体现出“边防”门收录资料的特点。可见北宋在北部、西北地区为应对辽、夏，结合没有险固山川的具体地形地势，总体上采用了大纵深防御的边防战略，在具体每一个区域布防较为灵活，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所谓三级或二级布防[8]。而在西南，尤其是东南、中南，多有单级布防的区域，有些区域甚至没有布防的记录。可见如何布防、防御层级几何，完全视敌情、地理条件等具体情况而定。当然，这种布防措施也深深打上了北宋以文御武、分而治之的治国理念烙印。

直面强敌、灵活守边的战略战术，在对以开拓塘泊、密植榆柳为特点的河北防御体系的解读方面，书中也有清晰的体现。首先分析防御重点：“今北边要害，阻塘水之外，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余，八角口尤阔，几二千步，其余千步洎二十步。定州安阳口趋北山路，岳岭北寨趋蔚州界，石臼、银坊、冶山路，并入寇之所，此守边之将所宜经略也。”其次指出诸部在辽国入侵时，各阶段应进行的分工与配合：“若胡马南牧，王师分入虏境，牵制其势。则保州沿边都巡检缘西山路入幽蓟，咸平中出师大有虏获。北平军路部署出飞狐口路入蔚州界，东莫州路部庙讳(署)自白沟河入涿州界，河东麟府路军司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黄寨。景德中，自火山军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陉等山谷间入云朔界，景德元年出军甚有俘获。岢岚军兵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捣虚之义也。北狄入寇，又尝诏分兵三路，以六千骑屯广信军，将佐三员领之；
五千骑屯保州，将佐三员领之；
五千骑屯北平军，将佐三员领之，以抗贼锋。始至，勿与斗；
待其气衰，披城诱战。若其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广信之师与保州兵会，使腹背受敌，而乘便掩击。若其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军兵，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州、信安军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将佐三员，领兵八千，屯永定军。又将佐三员，领军五千，屯邢州，拒东西路。戎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合击之。又令将佐三员，统兵一万于莫州，俟戎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贼由东路，则将佐三员，领兵五千，会莫州路军，掎角攻之。仍命上将一员，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可见这种防御战略并不是一种被动挨打的消极构想，而是充分利用了现实地理条件，呈现出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积极态势；
同时也包含着未来一旦时机成熟，河北、河东互相配合的进攻设想。

《武经总要》对职官设置、兵员构成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记述，体现了宋代因地制宜的边防思想，所谓：“其边镇襟带之处，建都部署、钤辖、都巡检，专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隧，置关镇，立堡寨，以为御冲之备。遣禁卫之师，三载更戍，谓之驻泊兵。募土人泊边杂之师，隶禁军额者，谓之就粮军。州兵系训练者，亦充营阵之役。又约府兵之制，河北、河东置义勇三十余万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战，无事力农，谓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检、都军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级。蕃部百帐以上补军主，其次指挥使以下至正副兵马使、本族巡检，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延、石、岚、隰有捉生民兵；
荆、湖、施、夔间置寨，将蛮酋土人为之。土丁义军，亦置都指挥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垒。”可见，北宋中期已经构筑起了以守为主、中央地方上下垂直、基层扁平的边防管理体系。军队以正规军、边兵为主，亦重视作为补充力量的地方土兵；
兵员既有汉族，也包括诸多少数民族，体现了因地制宜、综合防控的边疆经营策略。

《武经总要》“边防”门采用地理志的编写体例，所涉地理区域不仅涵盖北宋全部内防、外防边地，也包括辽、夏两政权以及邻近的吐蕃诸部、西域地区。是书既认可当下的边界现状，也寄托着宋人恢复“汉唐旧疆”的精神理想。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却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鉴于“昨藩臣阻命，王师出戍”，也就是夏国叛命、宋军防御的时代背景，担心“深惟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出于“虑泛览之难究，欲宏纲之毕举，俾夫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摹”的目的(宋仁宗《武经总要序》)[1]卷首，“边防”门内容上遂立足军事需要、重在实用，尤其留意本朝的计谋方略及胜败得失。

其沿革记述，着眼于军事、关注历史战例，与地理志类书籍以政区沿革作为重点不同，展现了兵要地理的特点。书写时，以城、关、寨、堡、铺、津、川、谷、羁縻州等作为词条展开，所记场域具有军事景观的特征；
对于军事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交通、道里，在相关政区下皆分层级逐一记述，可谓条理分明；
一些特殊的边防部署及重要的行军道路则设专目列出，体现出地方志类书籍因事增目的灵活特点。

有关武装力量的配置及数据表明，《武经总要》的记述与其成书时的北宋中期的边地攻防战略——对辽以守为主，对夏时有攻防、以攻为主，其他地域重在羁縻——是一致的，也可见该书资料来源总体是可靠的。

然而清代四库馆臣对于《武经总要》的态度则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认为 “至于诸番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一方面又说其有“与史志相参”的价值(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9)。清人周中孚也认为该书“边防诸篇，亦多得之传闻，非所经历。然前集可以考今，后集可以证古，亦足与史志相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38)，延续了这种评判。今人研究，诸如邢东升、姜勇、李新伟、吴成洋、赵积优、郭声波等，分别从交通地理、编撰体例、史料来源、具体案例等角度，证实了该书“边防”门资料来源总体较为可靠，否定了四库馆臣与周中孚的说法，与笔者从军事地理角度的观察较为一致。钱大昕有言：“此书所列兵法，只是书生常谈；
而《边防》一门，于河北、河东、陕、蜀、荆湖、两广沿边州军城寨镇铺四至道里了若指掌，且于契丹、西夏所设州军，皆访求而详录之，洵可为考地理之一助。”[9]此论方是知己之言。

《史记》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作传，开正史重视边事之风，《汉书》而后成为诸家必录内容。至唐，边事及外交事务繁多，杜佑《通典》遂首开“边防”一门，“边防”作为专有名词形诸著述；
然所记内容等同于正史四夷传，唐朝御边情况语焉不详，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设“四夷”一门，共29卷，占全书近1/6篇幅；
系杂采历代史传资料，通览性地铺述边事、外交，与正史所载无异，且“边防”一词亦不使用，实有倒退之嫌。而《武经总要》专设“边防”门，内防、外防、敌情均有书写，既是对历代重视边事情况的回顾、宋代边防实际需要的回应，也是对《通典》的直接继承，可谓名实相符，标志着边防理念在著述史上的定型。是后，兵书多有关于边防问题的记述，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诸多边关专志，并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对《武经总要》多有借鉴。因此笔者认为，《武经总要》“边防”门具有开创之功，在学术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当然，《武经总要》“边防”门也存在部分史实有误、地理记载不确、体例不统一等问题，但均属白璧微瑕，不减其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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