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多维观察

李国亮，刘冰瑶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为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国际社会筹备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峰会，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三国外长莫洛托夫(苏)、赫尔(美)、艾登(英)及各自军政参谋于莫斯科举行会议，会后发布了会议公报及《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苏美英三国关于意大利的宣言》《苏美英三国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4个宣言。对这一会议，国民党当局极为重视，当时的社会舆论及中国共产党亦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严格来讲，历史事件在旁观者中的观感也是构成其历史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文即从这一思路出发，试图还原当时各方对会议的认识，并着重比较这些看法的差异。

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政府便已获悉该会议可能邀请中国参与签署一个四国宣言。1943年9月21日，美国国务院通过宋子文将四强宣言草案送交国民党当局。严格来讲，由于有美国的居中“泄密”，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在事实上已成为会议的“准参与者”。1943年9月28日，王世杰将宣言草案研究意见呈报蒋介石，并指出美方拟就的宣言草案对中方十分有利，中方应力促其尽快通过。对此，蒋介石深以为然，即令外交次长吴国桢速向美方表明中方对此草案完全赞同，并希望美方能随时与中方就宣言问题进行磋商。可见，一方面，不提任何条件的回复表明国民党当局对自己“准参与者”的身份颇有自知之明；
另一方面；
国民党当局也渴望能参与到宣言内容的磋商进程中来。事实上，会议中苏方代表莫洛托夫就是否签署四国宣言提出疑义，坚称中方代表未参加会议，无理由签署一个四国宣言。不过，在美国的一再斡旋下，会议最终同意以四国的名义发表宣言。1943年10月30日，四国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尽管签署宣言并不代表中国已有“四强”实力，但中国国际地位因这次会议而获极大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国宣言的签订既是盟国间合作的需要，更是美英苏大国间力量博弈的结果，这点从中国“被参与”会议的经历中即可窥得一二。傅秉常虽代表中国签署了四国宣言，但其不能参与外长会议，会议内情也基本来自于英美参会人员的主动透露。可见，囿于国力，国民党政府在这场大国角力的会议中几乎没有什么筹码，自然在宣言的修订及签署过程中也不可能展现出多少外交话语权，更多情况下只能被动承认和接受结果，国民党政府抱着“参与即胜利”的心态，将注意力基本放在了四国宣言能否顺利签署上。

在中国参与签署了四国宣言后，《大公报》专发社评称赞“莫斯科会议已圆满闭幕，其收获之丰富，实远出一般想象之外”[1]。与此同时，《东方杂志》也一连两号发文庆祝，盛赞莫斯科会议由于发表了四国宣言，“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创时代的会议”[2]，特别是在战争形势紧迫的时刻，“四国这次重大而庄严的宣言，实在是令人感到十二分安慰和鼓舞的事”[3]！

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成就，特别是四国宣言，舆论界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首先，是关于宣言内容的解读。舆论界普遍认为四国宣言是对盟国《大西洋宪章》与《联合国家宣言》的补充和发展。对此，《大公报》认为“四国宣言，可以说是这次世界大战的‘大宪章’，它扩大了大西洋宪章的畴范，详细说明了联合国宣言的实行步骤，而把历次罗丘会议决定的一般问题，予以原则化，具体化”[1]。在这点上，《东方杂志》也持同样看法，称“四国宣言的真正价值，因为它显然补充了以前两种文件中的重要缺陷。如是关于争取绝对胜利和战后建设的原则，益臻完密”[2]。其次，分析了四国宣言签署的意义。《大公报》社评认为，四国宣言的全部条款“皆光明正大，谋虑宏远。不特坚定了战时的共同步骤，更对战后的和平安全确立了强固基础。这一纸宣言，不特是联合国家的胜利左券，尤其可能是战后百年和平的保证”[4]。《东方杂志》亦称“四国莫斯科宣言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一方面，它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华盛顿宣言以来正义阵线的声势和各构成分子间的关系；
另一面，对于战后的人类社会和世界，它也为我们揭出了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大致步骤”[3]。对于宣言第四条提到的尽速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东方杂志》敏锐地指出这是同盟国就如何维护战后和平提出的最新构想，“这使怎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产生了一个有效的工具”[2]。对于宣言中“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及“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5]403的条文，《大公报》则据此表示“从今以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可以减除对战后组织被少数国家包办的顾虑，也不必再恐惧这次战后，将再蹈上次大战的覆辙”[1]。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媒体的身份自觉，《大公报》并没有沉醉于会后的狂喜，而是迅速回归理性，发表了一篇“降温”社评，指出“我们现在接受举世友邦的尊敬，要格外感觉惶悚，而以自强自奋的精神，来肩荷这个无比的重任；
假使因为看到四强这个名词，便沾沾自喜，虚骄狂妄，以为我们的确已成为世界的柱石，那便真悲哀而无可救药了”！基于此，《大公报》随即为政府开出“药方”，力言应借跻身“四强”之机继续努力，在国防工业上迎头赶上别人，在政治气象和社会风气上实行民主并改善民生[6]。

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恰逢苏联国庆。1943年11月6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6周年和莫斯科会议重大成就，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干部纪念晚会。晚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的成就，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全国爱国的军民同胞，应该一齐努力，坚决拥护四国宣言”[7]。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

中国共产党对会议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盟国间的军事战略问题。会议制定了确切行动计划以缩短对德国及其联盟的作战时间，《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这是三国会议最重要的成绩，因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具体问题”[8]。只有先谈妥军事战略问题，战后和平问题才有谈的必要和基础。其次，有关战后和平问题。决议对这一问题贯穿着两项基本精神：一是惩办法西斯战犯，二是如何在战后分配民主权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并不满足于作一些原则性的表态，而是更加具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只有反法西斯的力量，在将来国际普遍安全的机构中和各国国内可以享受民主权利”，且其标准“是依这个力量对反法西斯斗争的贡献来规定”[8]。此外，四国宣言中也表达了需尽快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构想。相较于已名存实亡的国联来讲，毛泽东对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寄予厚望，表示“这种新的国际联盟，将和战前的老的国际联盟(虽然在其后期有苏联参加在内，但那时不容许苏联起重要作用)大不相同，它将是真能保障和平安全的联合机构”[7]。最后，有关会议对中国抗战的影响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中国能够签署宣言表示赞许，称四国宣言的签署“是我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有力证明”[9]，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在签署四国宣言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强调国民党当局需持“临事而惧”的心态，不容懈怠[10]。

由于在政治地位、意识形态及参与程度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同一会议在各方的观察中呈现出多重面貌，这在三方对欧洲问题的认知及对中苏关系走向的预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三方在欧洲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如前所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一共发布了5个文件，除了会议公报及有中国参与的四国宣言外，其余3个宣言皆为与欧洲事务有关的宣言。可见，构思战局已趋明朗的欧洲事务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重点。国民党政府虽对欧洲事务表现过一定的关切，但与中国有重大关系的四国宣言才是其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即便在会后，国民党当局亦未就会议其他宣言公开阐明自身态度。一方面，由于国力不济，外交话语权不强，将视线集中在与自身有切实利益的议题上自是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欧洲问题与英美及苏联直接有关，过分涉入难免需在英美苏之间选边站，两难抉择的外交教训使得国民党政府在是否介入欧洲事务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

与国民党政府类似，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将关注焦点置于四国宣言。对于这一会议，《大公报》除发表有关四国宣言的社评外，未就其他宣言专发社评。《东方杂志》更直陈时人“注意力都集中于四国宣言，好像它是会议中的唯一贡献。事实上四国宣言只是莫斯科会议公报中的一部分，其余也都是很重要的”[11]。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会后发表的涉及欧洲问题的宣言。根据《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意大利人民应有一切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和其他机构”[5]404和“意大利人民有权最终地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5]405的表述，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声明，这就是说将来意大利人民选择民主制度，还是选择其他更进步的制度，他们是有权利的。莫斯科会议对意大利宣言是一个范例，将来将以此对待一切法西斯国家”[7]。宣言这一表述实际上是给出了共产党参政的法理依据，中国共产党对宣言中这一提法表达了赞许，对其在远东进一步“范例”化的可能性寄予了较大的期待。随后，德黑兰会议的召开更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判断，认定“今年希特勒败亡之后，欧洲就是绝灭了法西斯匪徒的欧洲，就是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欧洲，这必然会大大影响东方，影响中国”[12]。由此可知，中共中央于1944年夏提出同各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非一蹴而就，其至少从1943年底即从意大利的“范例”中获到启发，经历了一个学习和酝酿的过程。

(二)三方对会后中苏关系的走向认识不尽一致

事实上，从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内附国民党当局，到罗果夫点名批评国民党顽固派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后，中苏双方关系已近乎冰点。而在接下来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中，由于美国的居中斡旋，四国宣言得以顺利签署，中苏关系也随之回暖。1943年11月7日，蒋介石特去电苏联苏维埃最高会议**团**加里宁致以国庆祝贺，称“欣逢贵国国庆，谨以本国政府人民及本人名义，驰电致贺，并对贵国军队之辉煌战绩，表示贺忱”[13]。然而，蒋介石的国庆贺电不过是台面上的礼节而已，而非双方关系的真实表达。会议中苏联的让步使得四国宣言得以顺利签署，这算是释放了相对友好的信号。不过，这种“友好”也仅止于暂时缓和矛盾而已，双方关系远非台面上的那般热络，国民党当局也并未因宣言的签订而对中苏关系抱以不切实际的期待，而是以“外热内冷”的态度谨慎应对之。

不同的是，当时舆论界对会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给予了较高的期待。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不久，《大公报》即借庆祝苏联革命胜利26周年的机会表达了其对会后中苏关系趋好的看法，称“由于华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及苏京四国宣言的先后签订，中苏已完全处于同盟国的地位”[14]。可见，《大公报》在评价中已将中苏两国定义为事实上的盟友，故其建议国民党当局“当本四国宣言的精神，在世界政治上，尤其在东方大局上，与苏联亲密合作”[14]。

较舆论界更进一步，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在会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在评价莫斯科会议的成就时称，“莫斯科会议，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成为面目一新的一次国际会议。各国人民对它都表示兴奋与满意”[15]。又称宣言中“惩凶与民主两大原则的具体详密的规定，这是完全区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区别是革命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则区别，这主要地是苏联参加这个战争的结果”[8]。如此表述似有夸大苏联作用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苏联在会议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基于这种认识，《新华日报》社论随即呼吁国民党当局须修好双边关系，“对外要和苏、英、美等民主国家及人民团结一致……应该把苏联的每个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应该欢迎三国会议的决定和四国宣言”[16]。限于当时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对会议细节的掌握上存在较多盲区，如苏联实际上并不乐见中国参与签署四国宣言，而美国在促成中国签署宣言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等，这些在评论中均无反映。

对于同一场会议，三方给出了3个不同版本的解读，可谓各出其因、各取所需和各抒己见。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具有超出其本身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会议《关于意大利的宣言》的解读中断定其中的一些条文为共产党参政提供了法理依据，而随后欧洲形势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宣言的影响下，意大利、法国、荷兰、丹麦和挪威等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联合政府，欧洲出现了共产党参政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政局的变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对其之后提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对此，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表示，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17]。另一方面，会前中苏关系几近冰点，而从这次会议开始，在美国的居中斡旋下，双方关系迅速回暖，这次会议成为抗战后期中苏关系回暖的转折点。而在接下来的1个月中，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的相继召开使得双方进一步走近，中苏关系也由此走出了低谷。从多维视角观察1943年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可以捕捉更多细微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明确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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