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孙忠悦,张 壮

(1.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金融与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青海 西宁 810001)

产业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国制造2025》都明确提出了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是主动应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学者普遍认为产业融合有助于打破产业壁垒、促进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其融合效应体现在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罗军、王岚指出，服务要素的投入会降低对日益提高的传统要素的依赖，从而降低成本[1,2]，刘维刚和倪红福指出，知识技术等高级服务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3]。在融合动因及影响因素方面，楚明钦指出，技术进步、规制放松、价值链的可分性等成为产业融合的主要动因[4]。王成东、綦良群、蔡渊渊等提出，产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市场能力等五个因素共同影响产业融合发展[5]。在融合类型及互动发展关系方面，段海燕、赵瑞君、佟昕基于“互联网+”视角探讨了信息技术对产业融合的作用[6]。郭晓丽、宋德军等人实证分析了两大产业明显的动态关系[7]。现有研究揭示了产业融合的效应、动因、影响因素与互动发展关系，但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机理的研究较少，对数字经济时代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路径研究尚缺乏。因此，文章将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时代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及优化路径，促进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国际背景

近年来，“生产+服务”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很多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大力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价值链延伸，先后出台先进制造发展战略，以工业互联网、工业云等为主的新型组织方式助力新型经济模式的推广。美国于1990年首次提出现代制造模式的转变，并于2002年建立制造业服务化基础网络，2011年发布“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随后于2014年升级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2.0”，指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模糊的产业边界成为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着力点。欧盟在1998年发布FP5计划，提出“延伸性产品”。日本于2000年发布《产业复兴法案》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近年来，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互联工业”，还是德国的“工业4.0”，都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各国都在争先抢占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新优势，“再制造化”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及互联网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大力应用，无不助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

(二)国内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装备制造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在国家层面，我国研究制定实施服务型制造计划相对较晚，如表1所示。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服务型制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指明方向，随后于2016年印发《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2017年印发《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2019年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2020年发布《十五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为推动服务型制造、深化产业融合提供政策支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装备制造业发展深受打击。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是顺应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着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重构，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

表1 中国“两业融合”政策简介

(一)耦合协调发展进程

近年来，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度不断提高，耦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以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尤为突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的两个层次，分别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分析。从要素投入角度，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指数以该产业服务投入与全部投入之比来表示。据统计近十多年来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指数呈上升趋势，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变化最为明显，其服务化指数由2007年的10.48%上升至2018年的20.02%，增加9.54个百分点。基于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条长、技术水平高等特点，使其对研发、设计、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要素产生更大的需求。一些重点装备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也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模式，如上海电气探索出“技术+管理+服务”模式，上海电气三菱电梯由“制造”向“制造+服务”模式转变。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的信息化、专业化趋势不断增强，意味着与信息的产生、传递和处理有关的服务型生产资料的需求将迅速上升，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将进一步提高。

(二)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亟须转型升级。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一，支撑体系不完善是制约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自提出“两业融合”以来，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不断加深，但随着深度融合的需要，也显现出诸如资源集聚、服务水平低等方面的不足，支撑体系不完善成为制约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产业耦合协调发展配套的支撑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其二，自主创新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力，而自主创新是推动信息技术应用提升的重要前提。数字技术加速了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但依然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制约两业深度融合进程。其三，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缺乏。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传统单一型人才培养已不能应对挑战，应更加注重与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相匹配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新型高技能人才成为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四，公共服务相对滞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需要金融、科技、要素、税收等各方面政策支持。当前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仍存在着配套政策不完善、融资保障力度不够、信息化服务平台管理滞后等问题。综上所述，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支撑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不足、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缺乏、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亟须进一步改善。

(一)耦合模式演进过程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演进大致经历了分工阶段、共生阶段、融合阶段三个过程，如图1所示。在分工阶段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独立，此时制造业提供的有形产品与服务业提供的无形服务基本没有关联；
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产业链逐渐完善，两大产业相互之间的依赖度逐渐增强，成为彼此发展的重要因素，制造业与服务业进入共生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随之产生并快速发展起来。随着经济进入信息化时代，两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制造业与服务业进入融合阶段，并形成渗透式融合、延伸式融合、重组式融合三种模式。渗透式融合即制造业服务附加阶段，在产品价值链不变的基础上附加服务要素，使服务业渗透到产品开发至销售整个过程中，提升竞争优势。延伸式融合即“产品+服务”阶段，该阶段实现制造业产业链的双向延伸，上游延伸至研发，下游延伸至营销、废旧回收等，基于客户需求导向的价值链延伸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重组式融合阶段，逐渐形成服务型制造模式，将两种产业的先进技术、优势资源等重组融合，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图1 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演进过程

(二)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受到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价值链攀升、市场需求变化、装备制造企业竞争力提升等多重因素的驱动。技术创新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边界处的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产业间产品、市场领域的融合发展，从而推动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从产业独立发展到深度融合历经技术深度融合、产品深度融合、市场深度融合三种模式，并最终实现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其一，技术深度融合。技术深度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边界处技术创新，即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边界处进行技术研发活动；
二是，技术扩散，即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内已有技术的再研发，通过技术升级提高其在产业之间的通用性。因此，随着产业边界处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两大产业已有技术不断提升，将最终实现技术深度融合。

其二，产品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产品与生产性服务产品的深度融合是两大产业耦合共生的关键阶段，技术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推进产品深度融合。从装备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可将“装备产品+服务”进行捆绑销售。随着市场对融合型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装备制造企业可将生产性服务产品内部化。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来看，其服务产品必然依托相应的生产设备(装备制造产品居多)，由此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可形成“服务+装备产品”的融合型产品。由此，随着两大产业产品能力的不断增强，将最终实现产品深度融合。

其三，市场深度融合。伴随着产品的深度融合，市场上“装备产品+服务”的融合型产品供求不断增加，融合型产品在两大产业原有市场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推进两大产业市场融合。同时随着融合型产品供求的不断提升，供求双方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模式，市场交易机制也逐步完善，促进市场深度融合。随着技术深度融合、产品深度融合与市场深度融合，将带来两大产业间管理及组织深度融合，并最终实现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综合来看，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可分为基于服务型装备制造的正向耦合与基于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耦合两个方面。基于服务型装备制造的正向耦合即通过服务型要素的投入或服务型产品的供给促进装备制造业价值增值、高质量发展；
基于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耦合，即服务企业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契机，立足于高端技术和服务，向装备制造延伸，将高端技术与服务融入生产过程，提供与服务相关的装备制造产品，助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不能融于表面，必须要发挥“乘数效应”，实现耦合协调发展。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有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同时其转型升级过程也会衍生出制造服务业，二者相辅相成。我国应顺应产业改革潮流，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契机，形成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一)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支撑体系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需要顶层设计，通过上层带动推进两大产业协同互促。应优化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指导意见，明确两大产业发展重点，出台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匹配的支撑体系，为落实推进耦合发展提供保障；
完善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相关的统计体系，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建立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定期统计监测、动态跟踪耦合进程。同时注重夯实两大产业耦合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加强适应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实现新型基础设施质与量的同步提升。鼓励企业以数字技术为契机，积极采用新信息技术，使新信息技术赋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
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向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转型，为数字经济时代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物质载体与平台。

(二)发展工业互联网，增强技术创新

信息技术是推动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黏合剂和推进剂。我国应顺应发展潮流，推动具有重要数字赋能特征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构建贯穿全产业链的信息化平台，实现装备制造与生产性服务相关要素全面“互联”，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装备制造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加快技术渗入[8]，不断完善其技术标准，提升装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应用能力。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功能。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边界处创新及两大产业内已有技术的再研发，促进两大产业技术深度融合，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如设立专项技术扶持基金，促进企业开展“互联网+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技术创新活动，借助工业互联网，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品深度融合，以满足客户对融合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进而推进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三)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集聚

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机制是带动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供求机制，既要鼓励装备制造部门将非核心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分离出去，也要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外资本进入市场，以促进供求机制，由价格引导生产要素集中至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资金的投入，大力引导服务衍生制造，促进其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使生产性服务业能适应当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实现两大产业耦合共生[9]。

(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打造专业人才队伍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发展需要集聚化的融合实现形式，应大力支持装备制造业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要制定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互联网+制造”“制造+服务”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强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交流，引导具有科研优势的高校加快相关专业建设，以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实现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同时加强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企业在两大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鼓励企业依托自身平台吸引更多专业技术人才投身市场一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研究，实现创新供给与实际需求相吻合。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是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要高度重视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加大国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打造专业人才队伍，促进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五)优化发展环境，营造和谐生态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推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政府应加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力度，在金融、科技、要素、税收等方面为耦合协调发展营造和谐环境。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尤其对以工业互联网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行为给予大力支持，加大融资保障力度。深化两大产业融合市场化改革，适当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市场，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搭建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信息化服务平台，为数字经济时代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给予信息化资源支持。同时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消除隐形壁垒，鼓励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创立面向装备制造业的专业服务平台，提供耦合协调发展配套的公共服务，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提升服务创新能力，助力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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