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包容·笑容：基础教育的三重表征——基于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思想的规律探寻

毛新梅，伍德勤

（合肥学院 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古代蒙学教育阶段相当于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也即朱熹所说的“小学”，属基础教育。通过梳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蒙学教育思想，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反映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思想的教育著作，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教育先贤们不断地在探寻蒙学教育的规律，并形成共识，即基础教育应遵循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和亲师乐学三个基本规律，体现“从容”“包容”和“笑容”三重表征。

人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必须遵循个体发展的自然规律，急不得，更不能拔苗助长。

我国古代最早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专著是《学记》，它对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教学活动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学记》将人才培养比作“琢玉”，“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1］95由此可知，育人是个长期工程，需要慢慢“雕琢”。所以《学记》根据当时的培养目标将教育分为两段、九年：“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96并提出了一定要打好基础：“良冶之子，必学为裘；
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1］97与此同时，《学记》还批评了当时教育存在“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1］96的现象，提倡“学不躐等”“不陵节而施”［1］96。随之，进一步阐述了“进学之道”：“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1］97；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1］97即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被称为“师祖”的孔子，自述其成长过程时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9即学习和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2］135。荀子在《劝学》篇中也明确提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1］8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1］81所以，学习要专心致志、循序渐进、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唯有如此方能取得显著成效。

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将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一般是八岁入学，八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259；
到十五岁入大学，则“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259。明末清初教育家陆世仪在论小学时也认为：“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3］45。所以，小学只教“事”，尤其是“眼前事”，等到了“大学”再慢慢地教之以“理”，循序渐进。也就是说，“事”是“然”，“理”是“所以然”；
“事”是“是什么”，“理”是“为什么”。先从小培养行为习惯，以后再慢慢讲道理。明代大教育家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也强调，教育儿童要“反复而存其心”［1］298“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1］298，并认为“从容、渐进”是“先王立教之微意”［1］298。

清朝人唐彪所辑著的《家塾教学法》既总结吸收了前人的蒙学教育思想，又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和理论，全书分“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两大部分，内容全面而详实，影响甚大。唐彪认为教学应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强调“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4］17。只有识字到一定程度才可以教其读书，而且不宜贪多。正所谓“教授童子书，遍数虽少，无害也。但宜极缓，令童蒙听得句句分明，看得字字周到，到案头未有不能读者。若授之急疾，如自己读书之状，学生不但眼看未到，耳听亦且未明，勉强随声，既不知字句为何物，安望其到案间能自读也。”［4］19“童子读文，必宜分其层次，先易后难，方有进益，混乱致功，不分先后，是深害之矣。”［4］32“量其资能读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5］206只有学生感到学有余力，才能使其学得轻松。“君以高深之文令初学读，是犹责十余岁童子，而令之肩百斤之担，行五十里之途，此岂易能之事乎？”［4］30-31也即“欲速成功，不循次序，文理必不易成就矣。”［4］31-32他还引用《警枕书》中的箴言：“有志之士，纵不能日新，犹当月进，不能月进，犹当岁益。”［5］202并认为教师教的学生不宜过多，即班级规模不宜过大。“塾师教授生徒，少则工夫有余，精神足用，自然训诲周详”［4］9，“多则师之精力既疲，而工夫亦有所不及，一切皆苟且简率矣。”［4］9也就是说，教师不能太忙乱，要“从容”教学，这样才能关注到每个学生以及学生发展的诸多方面。

清朝另一影响较大的蒙学教育名篇是王筠的《教童子法》，他认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
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6］1而讲解也要先易后难，即“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6］1此外，王筠还认为要让学生有空闲时间，即“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6］2。而且“考试不必早。凡功名无论大小，得之必学业长进。”［6］6尤其是“大才者”，教师更要有耐心。正所谓“有大才而汗漫者，须二十年功，学问既博，收拢起来，方能成就，此时则非常人所及矣，须耐烦。”［6］7这意味着教师应静待花开，切勿急于求成。

因此，教师只要针对每个学生做到循序渐进，遵循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规律，不急于求成，不轻言放弃，学生就会不断进步，哪怕是小步前行，也不会失去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要求“教育教学工作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7］，“学校应当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文化娱乐等课外活动”［7］，该“玩”的时候一定要“玩”，急不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同样要求家庭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8］，做到“潜移默化”“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8］，“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8］。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遵循学生发展的顺序性规律，循序渐进，做到“从容”。

每个人生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其成长环境和过程也往往存在着显著差异。如何做到既有“统一要求”，又有“差异发展”，一直是困扰教育实践的棘手难题，也是我国传统蒙学教育长期探索的问题。

《学记》明确提出了因材施教原则：“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1］97只有了解学生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才能做到“长善”并达成“救失”的目的。

尊重学生差异，“教人各因其材”，是孔子的基本教育原则之一。孔子认为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各不相同，正所谓“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2］111。正因为学生性格千差万别，有的学生迟钝，有的学生鲁莽，有的学生偏激，有的学生粗俗，所以教育方法要因人而异。《论语》记载了一则孔子因材施教的经典案例：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2］112。冉有问“闻斯行诸”，其回答则是“闻斯行之”［2］112。学生公西华觉得诧异，问孔子为什么同一问题却有截然不同的回答。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2］112孔子还鼓励和促进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他的学生之中，有多样化的人才。如德行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人，擅长言语的有宰我、子贡等人，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等人，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等人［2］105。荀子也认为有“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之分，即“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1］82。也就是说，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因此，教师必须区别对待学生。

南北朝时影响较大的教育家颜之推在《涉务》篇中论述“国之用材”大概有六类：“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
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
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
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
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
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1］207但“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1］207由于秉性存在差异，一个人难以成为全才，但只要发展自身优势，并有一技之长，就可成为社会有用之人。从教育者角度看，也就是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特点，做到因材施教。他还认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即使早年失学，也应鼓励随时学习，学习无早晚。正如他在名篇《勉学》中写道：“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1］197；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1］197何时学习都不为晚，大器晚成者大有人在。

唐彪在《家塾教学法》中认为学生存在“资钝”和“资颖”之分，主张因材施教。童蒙初入学，先令读《孝经》《小学》，继读《四书》本经。资钝者，“本经读毕，年已长大，不得不读时文，以图进取，余经俟文艺明通后补读可也”［4］12；
资颖者，“本经读毕，年尚幼冲，则当如古人分月用工之法，以一月读诸经，一月读时艺……”［4］12“资有高下，授书有多寡，故遍数之繁简，宜因人而定，不能尽拘一例。斟酌变通，必使与资相合，方善也。”［4］21他进一步说道：“子弟聪明有志者，可以责扑骂詈愧耻之，使之激励精进；
愚玩无志者，督责之则彼益自弃，而安于下流，无上进之机矣。”［4］36所以对后者更要少批评、多鼓励。他还认为，学生不顾个人资质“拼命”学习、过度用功有害身体健康，甚至伤及性命，这是要不得的。正所谓：“余亲见读书过劳而夭者五六人。故父师于弟子，懒于读书者，当督责之，勿令嬉游；
其过于读书者，当阻抑之，勿令穷日继夜，此因材立教之法也。”［4］72

王筠在《教童子法》中也明确提出，学生有才高、才钝之分。“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
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6］1；
“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6］1正所谓“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6］4，“其大本，可为栋梁；
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6］4即才有高低、大小，但要相信人人都可成才、成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做到人尽其才。

社会需要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劳动者，教师不能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衡量和要求每个学生。教师只要做到因材施教，通过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使学生以自己的“优势”立足于班级、立足于社会，学生就会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就不会丢失自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同样将“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8］作为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指导家长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差异性规律，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多元评价，体现“包容”。

“逐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想亲近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成功的一半，“亲其师信其道”［1］96，这是我国传统蒙学教育思想的精髓。

《学记》最早根据人的学习心理特点提出了“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1］96的教学思想。否则，就会“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1］96不“亲师”难以“乐学”，不能“乐学”难以“持久”。

孔子明确提出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2］60“发愤忘食，乐以忘忧”［2］66。只有做到爱学不厌，才能勤奋刻苦，不断获得学习的动力，正所谓“爱之，能勿劳乎？”［2］142荀子认为“学莫便乎近其人”，“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1］82这意味着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但学生是否敢于亲近教师又取决于其对学生的内在真实态度。所以，先贤们一再要求教师要尊重学生、相信学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90荀子也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1］72；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1］80韩愈在《师说》中谈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1］216教师要相信自己的学生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这也是尊重学生、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石。

明朝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有一段广泛影响后世的精辟论述：“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1］298他还批评“近世之训蒙稚者”，对待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导致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1］298师生关系紧张，何以能使学生亲师乐学、驱恶为善？清人唐彪在《家塾教学法》“父师善诱法”篇的“童子宜歌诗习礼”中，直接引用了王守仁的上述教育思想［4］27。

王筠在《教童子法》中再次强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6］1他还继承了孔子“善诱”的思想，提出“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惟命是从矣。”［6］7“故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也。”［6］7如果教师总是批评学生，缺少鼓励和激励，学生就不敢亲近自己的教师。尤其是年幼的学生，如心里惧怕教师或心生恨意，即使有问题一般也不敢问教师，或不愿问教师。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幼年所受之苦”是不敢问老师［6］8。“我虽疑之，亦不敢问也。惟十一岁从王惺斋师，事事皆讲，遂知用心，以有今日……令我独感惺斋师。”［6］9王惺斋老师平易近人，和他亦师亦友，对他影响终生。

唐彪在《家塾教学法》中还提出了提高教师物质待遇的重要性。他说：“必当厚其束修，使先生有以仰事俯育，始能尽心教诲，不至他营矣。”［4］9让教师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不仅能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产生自豪感和愉悦感，而且能解决教师物质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之能心无旁骛，专心育人。教师的愉悦心情和真情付出，必然能换来学生的亲近和真爱。

教师只要做到热爱教育工作、厚爱每一个学生，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带着笑容面对每一个学生，学生就必然会亲近教师、喜欢学校的学习生活，就会做到刻苦学习，甚至以苦为乐，就不会陷入痛苦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家庭应“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8］，保证未成年人“身心愉悦”［8］，使孩子快乐成长。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9］更是为了缓解“家长焦虑”和“学生压力”，努力使义务教育轻松起来、快乐起来。尽管实施“双减”的时间不长，但变化十分明显。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扩大了，教师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时间多了，学生的心情好了、笑容多了，教师和家长也比以前轻松了。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遵循儿童发展的主动性规律，使学校生活充满着积极主动、轻松愉快的氛围，使学生亲师乐学，让师生的脸上始终绽放着“笑容”。

当前国家落实“双减”政策，目的是要构建义务教育阶段的良好教育生态，有效缓解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通过“双减”，促使学生能“缓”下来，有时间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等，实现“个性”成长和“全面”发展，并让“快乐”回到童年，使教育回归本真。我国传统蒙学教育探索和总结出的“从容”“包容”“笑容”三重表征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教育教学思想和策略保证。教育者必须遵循教育内在规律和学生的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熟知社会需要不同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给予每个学生信心和希望，激发每个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做到“从容”和“包容”，并让“笑容”始终在校园和家庭中绽放，从而让基础教育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和幸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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