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的他塑历程与自塑路径

于小植

“国家形象”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在沟通、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最初诞生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一个多维度、多要素、包蕴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1959年，肯尼斯·博尔丁在其著作《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中，将国家形象分为：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和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三个维度。他认为国家形象的好坏虽与地域和实力相关，但最终还是一种在心理上给人的感受，是可以被塑造的。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国家形象”话题，首先，从整体角度阐述和界定“国家形象”，如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
“国家形象是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
国家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
“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
从领域划分，“国家形象可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科技形象、外交形象、社会形象、地理形象、生态形象等”；
从行为主体划分，“国家形象可分为政府（这里是广义的政府，包括执政党、军队、警察、司法系统等）形象、社会组织形象、企业形象、公民形象等。”其次，从权力角度界定“国家形象”，如提出国家形象是“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总和，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高层次”；
“一种参与着全球的国家权力之间博弈和碰剐的文化权力”。最后，从建构角度阐释“国家形象”，如认为国家形象不是国家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设计，而是国家之间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相互建构，提出，“国家形象不是类比意义（它或多或少像……）上的，而是在参照系意义上的形象”，“国家形象反映了国家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或认为国家形象“体现为一种主客体互动关系，是主观印象和客观存在的统一”。

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剧烈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大发展时期，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国家形象是一个正待塑造的、充满挑战性的领域。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是中国的整体风貌在所有认知主体意识中的再现，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历史、环境气候、科学技术、国民素质、对外交往等方面的认知和整体评价。“中国形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既定现象，而是通过文化产品、传播媒介被塑造和传播的。文化是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与精神特质，同时作用于国家的发展，对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增进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础，他国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则是国家国际地位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的先行条件。一个国家的形象与该国的国家影响力密切相关，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做一个长线梳理，便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他塑”的状态。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对中国印象的最初记载，是“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马可·波罗对于彼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城市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充满财富与权力符号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中国形象”与其说反映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面貌，不如说表现了西方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幻想。我们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仅能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而且可以找到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史》是一部详细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物产、运河、建筑等，塑造了一个先进而优越的“中国形象”，1585年首次出版，到1600年，在欧洲已有7种语言的46种版本，引发了欧洲数世纪的“中国崇拜”。

继门多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不仅首次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而且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中国富饶的物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政治体制、社会风尚等中国的方方面面，后被整理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利玛窦认为中国是古老而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他写道：“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这对领土狭小、四分五裂、历史短浅的欧洲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用哥白尼的发现比喻中国对欧洲的冲击。

18世纪，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出现分化。1735年，杜赫德撰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问世，书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状态的担忧”。而启蒙运动泰斗伏尔泰提出，“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在欧洲结束了思想启蒙运动、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于18世纪末期，受英国政府委托，怀揣着对神秘古老而崇高的国度的向往、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使团与清政府的谈判并不顺利，马戛尔尼感到他想象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有很大差距，此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跌落。19世纪，卫三畏、明恩溥、卢公明等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在《中国总论》（卫三畏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卢公明著）、《中国的文明》（明恩溥著）、《中国人的特性》（明恩溥著）、《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明恩溥著）等著作中，“中国形象”从崇高美好走向了衰败落后，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孔夫子的中国”“沉睡的雄狮”。西方提出：“过去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任何革新进步的想法；
而且，在任何学科领域，任何超越古人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几百年来，这个国家的风尚（包括宗教和道德在内）在不断败落”。“中国实际上是个异教和半文明的国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大规模侵华战争中连连战败，更是使得中国形象演化为“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西方传教士这样描述中国人：“他们看上去很奇怪，离我们十分遥远”“当我最初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看上去不像人类却像动物”。总的来看，19世纪前后，中国国力孱弱，对外传播能力不强，未能掌握对自身形象建构的主导权，“中国形象”基本是由外籍传教士和海外汉学家所“他塑”的。

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国内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将孔孟之道撵下神坛，“科学”“民主”等西方价值理念大举传入中国，“中国形象”混融了相对闭塞、兼容并蓄、自强不息等多质性与多重性。1917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其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指出中国长城的建造是由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分段建造的，以至于“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卡夫卡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彼时中国涣散、混乱的状态，塑造了“他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而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希尔顿、美国作家赛珍珠等在其创作的英文小说中塑造了“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形象”。小说是当时西方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窗口。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大。加入世贸组织、全面推行市场化、港澳回归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瞩目。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国外媒体开始全方位地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动态。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不只涉及中国的进出口、制造业、能源等方面，也涉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如“猪肉价格”“房价调控”“微博热搜”“富二代”等都不时出现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亚洲传媒学刊》（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年发表的一篇对《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1992至2001年有关中国的报道分析文章显示，有关中国的报道呈显著增长的态势；
Peng，Z.（2004）.Representation of China：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4（1），53-67.除此之外，《国际通讯公报》2007年刊载的一篇文章也揭示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于中国的报道均增长明显。部分海外媒体对中国进行了正面报道，《Representation of China：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Los Angeles Times

》一文研究表明，1992至2002年，10年间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面报道远远超过了负面报道。Peng，Z.（2004）.Representation of China：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Time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4（1），53-67.如英国全国性报纸《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等媒体曾广泛报道了中国游泳选手叶诗文在2012伦敦奥运会上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的新闻，在引发了海外民众对叶诗文的关注的同时，建构了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但经济实力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好感度的增加，部分海外媒体从环境、能源、人权、素质、“有毒”食品等各种角度“妖魔化”中国，对“中国形象”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威胁世界的”“令人担忧的”“恐怖的”。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体现了其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认可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东方文明吸引着西方世界，西方对中国这一“神秘古国”充满兴趣并从未停止探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资本主义政治大相径庭，依照“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会对自身的发展和国际环境构成潜在的威胁，因而对中国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

总的来看，如果从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他塑的“中国形象”并非完全是负面消极的，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蒂克、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他塑”是他者以其自身为中心对中国展开的想象，因而缺失、偏见、误解、歪曲难以避免。“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形象是一个文化他者，充满着文化想象在其中。中国形象作为他者镜像，它可以是他者进行自我否定或自我超越时的乌托邦，也可以是他者进行自我确认或满足自我需求时的意识形态。”很多时候，他塑的“中国形象”并不紧密关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是西方根据自身需要，把中国塑造为“与自己形象相对照的‘他者’”，“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

“他塑”的“中国形象”在不断地生成、变化和演进之中，呈现出时而高大、时而渺小；
时而天使、时而魔鬼；
时而“人间天堂”、时而“东方地狱”；
时而“积贫积弱”，时而“强权霸国”的相对极端且不稳定的特征。诚然，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而“中国形象”必然不是单一和单面的，但是却应该是连贯的和相对稳定的。在新时代，“中国形象”塑造不能“自我东方化”，更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要积极地对“中国形象”进行“自塑”和重构。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曾遭受山河破碎、战乱频繁的深重苦难。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绘的中国民生调蔽、国力不振、民怨四起。1925年，鲁迅描绘了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中国作家笔下的百年前的“中国形象”如同一个内部腐朽不堪的庞大机器。

百年后的今天，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中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增进中国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础，是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先行条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亟须自塑“和平崛起”的新时代大国形象，以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中国的现实变化不一致、不协调、不共时的现状。*****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取决于如何被塑造、被传播、被解读，取决于有效的表达策略和多元的表达路径。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编码和受众解码的基本过程由“路径”连接，受众的解码过程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会受到诸如意识形态、政策舆论导向、“前理解”背景等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因而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受众，“中国形象”的塑造路径理应有所不同，笔者初步认为自塑“中国形象”有以下三种路径。

（一）公共媒体与自媒体

在现代卫星、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通过“硬实力”与“软实力”来争取思想文化的归化与认同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西方世界无论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还是在文化传播渠道方面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帝国主义”和“新闻霸权”现象仍旧存在，在全球互联网信息中，来自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英文信息占90%以上，而中文信息只占1%，可见中国传媒力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传媒力量的弱化在影响对外话语权的同时，也会导致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带有模糊和不确定的色彩，这对正面塑造“中国形象”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公共媒体及自媒体等多种路径自塑“中国形象”。

通过统计分析，笔者发现海外媒体有关中国的报导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问题上，较少涉及中国文化和社会，这就使得部分海外民众通过这些新闻报道形成的中国印象是片面模糊和刻板乏味的，因而，在“中国形象”自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以海外媒体关注较少的中国文化为主要切入点，打造既贴合中国实际，又贴合海外受众心理和信息需求的文化产品。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与全世界做生意》《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纪录片就是成功塑造“中国形象”的文化产品。其中，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成功地触发了全世界人民的味蕾，更是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质朴的民风民俗远播海外，效果最好，影响力最大。《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第一集曾讲述了圣武和茂荣兄弟俩在湖北的嘉鱼县采藕的故事，故事中没有宣称中国人勤劳坚忍，没有强调中国的莲藕美味，却在娓娓道来之中建构了勤劳质朴的中国人形象，令人动容，让人相信，是借助公共媒体自塑“中国形象”的成功范例。

四川女孩李子柒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中国乡村生活的不同侧面入手，拍摄了田园背景下她烹饪美食、缝制衣服、制作竹家具等大量唯美视频，在视频中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李子柒视频的平均播放量达500万次，她在YouTube上吸引了735万海外粉丝。央视新闻评价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她的作品里，每一帧画面都有对家乡的热爱，看懂这种热爱不需要翻译。”李子柒通过自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健康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中华文化之美，建构出了令各国人民向往的“中国形象”，也是成功塑造“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达是包含了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过程等要素在内的动态立体的传播。“中国形象”的传播效果，从宏观层面看，与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传播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从微观层面看，与中国文化产品的质量、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者的能力与态度、受众的需求与情感等要素相关。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李子柒视频成功的原因有二：一是由故事思维取代了宣传思维；
二者均以“中国文化”为切入点，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为主要内容，发挥故事的普遍性效应，通过表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事、物，讲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让受众产生天然的心理接近感，容易赢得受众的认同。对中国当代普通人的故事的讲述，有利于将中国的社会现象转化为文化问题，树立底蕴深厚、平易大气的“中国形象”。与媒体宣传报道截然不同的是，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和话语体系能更真切地呈现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生活方式，把中国整体命运与百姓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使“中国形象”不是遥远抽象的，而是生动具体的，更容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让海外受众认知、理解进而接纳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二是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转化。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李子柒视频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中国的内在关联，选取了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题材、内容和典型案例，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从而建构出了诗意的、可亲的“中国形象”。以文化为切入点自塑“中国形象”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再现或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李子柒视频成功地避免了文化的文本化倾向，既不是将文化典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全部，也不是按照现有的文化典籍照本宣科，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创造或创新性转化，这种创新性转化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体系适应新时代的时代需求而做出的努力，这种转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中产生的，也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出发，并以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需要为标准来衡量的。

（二）大型活动与民间交流

“中国形象”塑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的传播、文化的认同过程，可以在国家与国家、国民与国民间的具体的生动的交往实践中完成，例如，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中，中国实现了对“中国形象”的集中塑造和展示。除了国家层面主办的大型活动，自塑“中国形象”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

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沟通与合作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本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方面互相尊重、沟通交流，在经济方面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而对于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来说，民间机构、民间的商业合作、文化交流可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接近国外普通民众，使其容易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使其获得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有利于在民间层面上实现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平等交流。我国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共有社会组织88.85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286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0.3391万个，基金会8258个。民间团体可以围绕经济贸易、农业水利、污染治理、群居养老、语言文化等主题多向度、不间断地主办各种大型活动。通过大型活动自塑“中国形象”的优势有三：

第一，可以改变海外民众对中国的简单化、均一化理解和“文化刻板印象”。“文化刻板印象”是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一个常用概念，意思是说人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往往有相对简单的、单一的、笼统的固定看法。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不了解当代中国的海外民众对中国抱有“文化刻板印象”，海外媒体的不实报道和恶意抹黑也造成了部分海外民众对中国认识的偏狭，以不拘泥于文字形式的大型活动塑造“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转化和创新，形式灵活、内容生动，通过与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接触，“文化刻板印象”将得到扭转和改变。

第二，可以降解海外民众对中国的抵触情绪。在“中国形象”跨文化传达的过程中，如果中国文化原则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原则发生冲突，容易导致“中国形象”传达失败；
而大型活动营造了开放包容的互动融合环境，是中国人与他国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同时在场，在客观上，为深入了解对方国家的国情民情、政策法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背景、文化偏好、文化禁忌等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有助于使我们廓清“中国形象”跨文化传达中的盲点和误区，跨越因相异和陌生而带来的种种障碍，能够在与外国民众的交流和对话中讲述“中国故事”。

第三，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进而优化中国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地理环境孕育和产生不同特质的文化，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与借鉴可以促进人们反思自身的文化特点，完善自身的文化。世界的本相只有从不同文化惯例的对比中才能找到，不同的文化惯例才能凸显出文化惯例的存在。海外民众实际上是站在其本国文化的立场上来接受和面对中国的，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可能中国人本身习焉不察，但海外民众的视角反而有利于中国文化惯例的凸显。通过大型活动塑造“中国形象”，能够既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系统性，也认识到其他国家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大型活动进行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有助于我们摒弃自傲或自卑的心态，秉持相互尊重的基本态度，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因此，自塑“中国形象”不仅是中国理念、中国智慧的对外分享，而且对于完善中国文化本身同样至关重要，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反馈过程就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共同推动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变革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之中的重构过程。

（三）国际中文教育

一般来说，接受国际中文教育的海外学习者了解中国的愿望强烈，他们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学习者，并将成为中国文化二次传播的使者，接受过国际中文教育的海外学习者，往往会在其本国继续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并对他们身边的人产生影响，因而通过国际中文教育路径自塑“中国形象”效果最佳。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接受和培养留学生特别是高层次留学生作为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视作进行文化教育交流、增强全球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可以说，国际中文教育是塑造“中国形象”的最有效的路径，通过此路径讲清楚中国的文化和理念、中国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绩，让外国学习者体验并感知真实的中国，赢得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再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外国民众，形成良性循环，至关重要。应该说，以国际中文教育为路径建构“中国形象”是一种既符合时代需求又能够产生预想效果的方式，原因在于：以国际中文教育为路径，可以避免“国家形象”直接传播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树立“中国国家形象”、更新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加强认同方面具有其他路径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国际中文教育既是语言的教育，也是话语的传播，它是以展示文化内容的方式通过“中国式话语”来塑造“中国形象”。对于学习者而言，“第一次接触教材中的某个文本时，他们所接收的信息刺激是新鲜而强烈的；
当他们反复阅读、多次阅读这个文本时，他们所接收的信息就会形成一个语义网络；
当他们试图强迫记忆这个文本时，构成文本的语言形式和语义信息就会互动起来，帮助他们实现记忆。”可见，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对于建构外国学习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学中建构的“中国形象”可能成为外国学习者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因此，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应该了解外国学习者的期待视野，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将中国精神融入文化介绍中，汇成中国故事的多元图谱，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的话语元素从历时、共时两个维度来描述中国，以丰富的中国文化为核心内容同时塑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中国形象”和经济蓬勃发展、文化繁荣昌盛的“当代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杂糅共生、多元并进的特性，既包括积极向上的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优秀文化，同时也涵纳一些消极性的文化因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塑造“中国形象”要需遵循合适的文化逻辑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地位加以提纯、构建和总结，对中国故事进行甄别和扬弃，讲述有助于构建美好“中国形象”的中国故事。例如，中国古代的“郭巨埋儿”等体现传统中国愚孝思想观念的故事，不容易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不适合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

话语策略是指人们为了达成交际意图而对所用的话语资源采取的一套修辞措施，话语策略的正确选择是达成交际意图的保证。国际中文教育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会对学习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师在教“被”字句时，经常使用“我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的例句，学习者反复阅读这句话后，容易形成“中国有很多小偷”的印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建构，因此，类似的“话语”不适合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讲授。“话语”的优劣，与中国的“国家形象”直接相关，因此，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要避免“话语”选择不当而影响学习者对中国的情感态度，要选择有助于建构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话语”，向外国学习者传播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等就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话语资源，是适合作为教学内容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当然，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又产生了内涵丰富且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坚持真实性、有效性、正确性的原则，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既要选取传统文化中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元素，也要展现出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将当代中国新形象全面、立体地呈现给外国学习者。

另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也要处理好我们“求同”与外国学习者“认同”的关系，采取适宜的话语策略来实现中国作为文本输出方的交际意图与终极目标。树立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不是一味地“自夸”和“炫耀”，而是秉持“鸳鸯绣了从教看,也把金针度与人”的开放心态向外国学习者展示中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习者自行对中国做出价值判断。同时，还要处理好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倘若把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捆绑起来，容易引发外国学习者的逆反心理，因此，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要减少政治宣传类的话语，要弱化意识形态色彩，要始终保持“文化”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如果外国学习者通过国际中文教育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学习者面前自然就出现了一架认识和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意识形态的桥梁。

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基于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以国际中文教育为路径塑造“中国形象”可以采用“中国社会问题文化化”的塑造方式。当前外国媒体报道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主要是“政治中国形象”和“经济中国形象”，这些“他塑”的“中国形象”随着外国自身利益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带有不稳定的特点。外国媒体对中国社会文化层面的关注较少，因此，我们在“自塑”“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可以由常见易知的生活层面的文化现象、生活习惯、节日习俗入手，由生活层面而深入到思想精神领域，逐渐进入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观、伦理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塑造一个稳定的“文化中国形象”，以全球问题意识的中国视角，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塑造一个全面真实、自信谦逊、开放包容、具有文化底蕴和责任感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国际关系，也关系着世界各国制定对华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很多时候是沉默的“他者”，因为不掌握“自塑”的话语权，长期被“他塑”为“东方的”“落后的”“封闭的”“裹足不前的”等形象。当下，自塑良好的“中国形象”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跨意识形态、跨文化的语境中，“中国形象”塑造和传播并不是单向地由中国这一“文化主体”向作为“文化客体”的对象国的传达和传播，而是两个文化主体间的相互表达，是文化的共存和文化的交流。在通过公共媒体与自媒体、大型活动、国际中文教育等路径自塑“中国形象”时需要注重与对象国双向交流的问题，“以传播方为主”的“中国形象”传播路径的优势在于集中、高效；
“注重双向交流”的“中国形象”传播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加灵活地对接对象国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兼顾“传播方”和“接受方”的情感需求，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润物细无声。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在更加高远、开放的视野下，“中国形象”自塑的路径将日益多元，“中国形象”将日益积极正面。

推荐访问:中国 路径 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