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史料的分类与特点

杨 阳

由于在1923年之前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中文档案遗失[1]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所作报告中说，中共中央曾遭受法租界当局破坏，导致一批中央档案和经费材料“全部遗失”。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2011年，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撰文指出，中共一大后不久“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便遗失了”，他认为“一大档案”可能是在1923年法租界当局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搜捕中遗失的”。参见杨冬权：《**中共一大之谜——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介绍》，《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党的创建史研究（以下简称创建史研究）通常使用的档案文献主要译自国外。长期以来，创建史史料存在原始档案稀缺、回忆占比较大、同一文本内容歧异等特点，更为复杂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史料后来又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增删修改，增加了研究者在使用时的辨析难度。鉴于此，笔者专门梳理创建史研究领域各类史料，考辨其性质、特点及利用价值，以期继承考镜源流的史源学传统，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也为有关方面研究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历史素材。

（一）源自俄罗斯的资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俄文（德文）档案弥足珍贵，其中囊括大量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陆续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正是源自该馆档案中的一小部分，其中第一、二卷包含了一大批史料价值极高的创建史档案文献。以1997年出版的第一卷为例，该卷总计收录205份档案，其中98%为首次公布，有学者称誉该书的出版“开启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2]张玉菡、姚金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6年第4期。。不过，也有学者提示须注意档案中个别词语翻译不够准确的问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核对原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有两类档案集中涵纳了创建史史料：其一是全宗495目录15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档案。该目录有803个卷宗，包含自1920年起俄共（布）、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与在华代表之间的通信和报告；
其二是全宗514“中国共产党（1919—1946）”档案，其下有4个目录，第1号目录包含1165个卷宗，第13号卷宗就是著名的俄文版中共一大档案文献的来源。

21世纪初，中外学者在俄国屡屡发掘并翻译了一些创建史原始文献。例如，中国学者李玉贞发现了1921至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4份文件，俄国学者K·B·舍维廖夫发现了《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和有关中共建党的9份文件。张太雷、俞秀松、邵力子等早期党员的部分个人档案，也被中外学者翻译和利用。不过，在俄国首都莫斯科和各地方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档案馆中，仍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相关原始文献。

2012年以后，随着党史研究趋热，国内研究机构多次组织人员赴俄国收集资料并组织翻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在该方面颇有建树。其一，2016年，根据俄国档案整理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出版，其中收录的多数档案系首次在中国公开。其二，经过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长期交涉，上海方面将该馆所保存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起初名为《华工醒时报》）扫描件整理回国。该报由中共党员和联共（布）党员联合主办、在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赤塔创刊，自1922年至1938年间共发行1288期，预估总字数达2500余万字，文章内容涉及中共二大至中共六大期间的历次重大事件。其三是发现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吴廷康在1950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其中提及中共建党情况。其四是由俄国侨民谢麦施科等人在1919年创办并获得苏俄布尔什维克资助的《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该报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重要的宣传阵地与工作机关，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于报社内部。1920年春，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建党时使用的身份便是该报记者。[1]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作者近已根据新发掘的俄文、日文档案对此文作了一些修改。因此，该报值得系统整理挖掘与深入利用。

（二）英文资料。目前，英文资料对创建史研究的推进作用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由于中共建党在当时是一项秘密行动，处于萌芽状态的党组织具有规模小、参与者少、活动范围有限等特点，因此其国际影响较小。在已发现的英文史料中，虽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轨迹，但材料大都较为分散、简略，有的还存在猜测或不实成分。因此，它不像20世纪90年代从俄国整理刊布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英文史料中，也常有一些可供研究利用的旁证信息。

首先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以下简称《警务日报》和《工部局年报》）。《警务日报》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编制呈送总办处的动态简报，时限上起1907年1月1日，下至1938年6月30日。1919至1922年的《警务日报》涉及上海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及团体发展、苏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沪的宣传活动等内容，该报还对陈独秀旅居上海期间的社会交往与行动轨迹也有密切侦查。这些“侦探”性质的密报能对公开刊布的中文史料提供重要印证。例如，1920年9月29日工部局警务处已探明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举办工商友谊会的内幕，并获悉《上海伙友》周刊将于同年10月10日问世。[2]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October,1,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U1-1-1128。不过，使用《警务日报》时应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谨慎考证，否则容易出错。比如，有研究者看到该报在1920年8月22日记录的一则信息称：陈独秀正在“安徽籍人士中筹建一组织”[3]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August,22,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U1-1-1127。，据此认为该情报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事实。但实际上，陈独秀在8月发起的皖籍团体是“旅沪皖事改进会”，此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废除督军、驱除军阀倪嗣冲，而非创建共产党组织。当时，该事件已被国内的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1]《旅沪皖人组织皖事改进会》，《申报》1920年8月20日；
《旅沪皖团体联合开会记》，《申报》1920年10月4日。可见，研究者在使用外文资料时不能忽视常见的中文资料。《工部局年报》在1861至1943年之间每年发行一册，其中1919年至1922年的相关报告和会议记录等材料涉及中共创建前后上海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工会社团等内容。

其次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Foreign Office Files,China：1919—1948），由英国学术出版社（Adam Matthew Digital）提供数据库。其中的子数据库——“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汇集了一批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英文资料。据笔者初步查阅，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收集有关中共创建资料涉及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华行动、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刊物传播状况、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苏俄使者之间的联络等方面。细致挖掘上述资料固然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但是，也需注意档案中自相矛盾或主观臆测的部分。1919年6月英国外交部门获取了一份在1918年11月30日形成题名为《布尔什维克在远东》（Bolsheviks in the Far East）的文件，其中记录了约20位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频繁活动的情况。[2]Bolsheviks in the Far East，Nov.30，1918，FO371/3702，p.148—150.但不久之后，由新加坡发往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封密函指出，这份名单存在较多谬误，甚至将一些北洋政府官员如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也“归类作为布尔什维克”。[3]Bolsheviks in the Far East，Aug.22，1919，FO371/3702，p.151.此外，威斯康星大学所藏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中1919年至1923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其中一些信息涉及苏俄与东亚国家关系、中国政治军事活动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变动等内容，能够为创建史研究提供“他者”观察视角下的背景资料。

（三）源自日本的资料。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所谓俄国“过激派”活动，其警察机构严密监视东亚各国共产主义者的言论行动，因此保存下来一批相关文献。2018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部分资料，整理出版了《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日文档案的翻译出版对于从外部观察中共创建历程提供了一条新的史料线索，对研究的深化作用毋庸置疑。但遗憾的是，该书在编纂时未将搜集到的全部日文资料尽数囊入其中。由于创建史资料的复杂性及日文档案的“侦察”特点，研究者在使用时还须注意仔细辨析。在此试举一例：从“外秘乙第九九五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一文来看，日本警视厅在1921年6月29日报告，“中国共产党”将召集全国各地方代表到上海举行会议，会议地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4]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由于该情报中的会议时间、地点均十分接近中共一大的召开时空，而所谓“亦有日本人参加”也极易使人联想到旅日代表周佛海，因此难免使人误以为“该党”是指中国共产党。其实，该情报的日文原件题目应有不同译法，且文中提及的芜湖、安庆、镇江、蚌埠等地团体与中共早期地方组织明显不符。因此，不能因该件题目译为“中国共产党”，就推断其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5]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丹阳老师在审阅本文时向笔者说明，该件所说的“该党”应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李丹阳在审核日文原件时已向出版方指出该件的翻译问题。

周佛海、施存统等人旅日期间，日本警方秘密监视他们与上海方面的书信往来。这些监视信息和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后提供的供述记录，对于弄清楚创建史上一些疑难问题也提供了材料。例如，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从鹿儿岛致信施存统传达了陈独秀的来信指示，任命周、施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6]《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90—91页。由此可知，旅日中共早期组织是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1921年4月成立的。随着档案数字化发展，研究者还可以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查阅《外事警察报》，该报系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搜集各方情报和新闻讯息编辑而成，以月报或隔月报形式发行，其中包含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若干原始资料，此类日文史料可与中文、俄文史料结合使用。

“小组”起源提供了资料。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迄今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为详细的专题资料集。此外，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都是研究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其二是“一大”专题资料汇编，其中声名最著者当属1980年至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系属全套24册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之列。三册书选编的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册以党的决议、文件和党报、党刊文章为主，第二册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为主，第三册增补了一些党内文件与回忆录，并添加了“一大”前后的大事记。此外，《一大回忆录》《中共“一大”资料汇编》也得到较广泛利用，但这两部资料集均存在编者根据事后情况进行删改的问题。

其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汇编。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和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 1917—1927》是篇幅较大的资料集，史料价值高。由于报刊是思想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应注重直接从当时的报刊采择史料，这些报刊有《共产党》《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广东群报》《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海伙友》《救国日报》等，以及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刊物——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等。

其四，关于来华共产国际代表资料汇编。自1918年起，受苏俄或共产国际派遣的波波夫、波达波夫、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达林等代表陆续抵达中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

（一）档案资料集。创建史领域诸多专题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受益于既有档案文献的深入利用。如下几种大型中文档案资料集构成了研究的核心材料，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202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收录了建党时期的重要文献，“一大”以前形成的部分文献作为“附编”收入第1卷。上述档案资料集具有史料价值高且体量大的特点，但各集收录的文件有一些交叉重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至1999年之间由各省档案馆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应星：《“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收集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这套史料近年来已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由于收录的1923年中共三大以前党的文献极为稀少，而主要是群团文件及报刊资料，目前尚较少被创建史研究者利用。

（二）专题资料汇编。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创建史专题资料集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其一是各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资料汇编。过去，党史著作将“一大”以前成立的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7年以此为题目发行了两卷本《共产主义小组》，为研究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等。

其五是时人文集与日记。文集方面，有《陈独秀文集》《李大钊文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董必武选集》《陈潭秋文集》《李汉俊文集》《李达文集》《蔡和森文集》《瞿秋白文集》《陈望道文集》《俞秀松文集》《恽代英文集》和《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等；
日记方面，有《俞秀松日记》《谢觉哉日记》《白坚武日记》等。

其六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专题史料。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指导下，俞秀松等8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纪长幼也加入青年团，以团员的身份对外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因此党、团的早期发展史紧密缠绕，其间的组织界限尚不十分清晰。研究建团史的常用史料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单位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等。《觉悟渔阳里》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实现了对李汉俊、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5位建团人员史料搜集的突破性进展，成为研究青年团起源不可或缺的资料集。

此外，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曾编纂过一些有关中共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专题资料，提供了从革命对立面的视角看待中共建党的补充材料，如1928年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3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等。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所藏该党自成立以来中央各组织机构的档案文献，其中一些档案尤其是“环龙路档案”对中共创建时期的相关情况有所涉及，值得研究者的全面挖掘与系统整理。

（三）回忆录与口述史。“一大”代表中有9人留下过回忆资料，还有一些事件的亲闻者撰写了一批间接的回忆资料。这些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回忆资料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形成的资料距“一大”召开时间尚不遥远，无疑值得重视，但其总数不多。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对党的创建情况作过回忆，相关内容收入著名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新闻记者海伦·福斯特采访了董必武，谈话记录收入她以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为笔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陈公博著《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9卷3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离“一大”召开时间最近的回忆录；
而他在1924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提供了有关中共创建的重要资料，此外他撰写的《寒风集》也对“一大”有颇多追忆。周佛海著《逃出了赤都武汉》于1927年出版，详细叙述了中共建党情况；
相隔17年后，其著《往矣集》出版，其中“扶桑笈影溯当年”一章再次回忆中共建党情况。此外，一些没有参与“一大”的人员也在回忆录中对建党前后的人与事有所记述，如早期青年团团员抱朴（秦涤清）著《赤俄游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著《我的生平》。

1949年以后形成的建党史回忆录或访问记录数量丰富，史料价值不可低估。1956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来棣对30余位建党亲历者或亲闻者进行采访，并在这批采访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筛选和修改。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册正是根据王来棣采访稿的底本形成，受到党史学界的广泛利用。后续又有较多出版物是以《“一大”前后》第二册所收部分回忆录为底本，再次修订并刊行。1978年后，国内外迎来了创建史亲历者或亲闻者单行本回忆录的出版热潮，包括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罗章龙《椿园载记》，徐梅坤《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1]《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选译自萧瑜著《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8年版），两版本内容有差异。，梅龚彬《梅龚彬回忆录》，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张国焘《我的回忆》等，都是在此一时期问世。

港台地区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与口述史。如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记叙了建党前后的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李汉俊等人，以及少年中国学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情况。彭述之在1920年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对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在渔阳里开展的建党活动有较为直接且深入的观察，其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是根据法文翻译后在香港出版。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袁同畴在1920年至1921年与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等人有过直接交往，其亲历见闻被收入《袁同畴先生访问记录》。此外，彭述之夫人陈碧兰著《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杨子烈著《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对建党初期的若干状况也有记叙。上述回忆录能够为研究中共从酝酿、初建到正式成立的完整历程提供一鳞半爪的佐证史料，研究者凭借多视角观察，可以加深对建党若干环节的认知。

（一）回忆资料数量丰富。由于目前存世的中共一大原始档案文献稀少，回忆录与口述史在研究资料中所占比重极大，考证相关问题往往不得不依靠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就数量而言，1949年以后产生的回忆录较前一时期要格外丰富，这显然与中共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将回忆录作为研究资料就不得不辨析其形成过程与时代背景变迁。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中共创建史研究存在忽视检讨各个回忆录的写作过程及其可靠性的问题。[2][日]石川祯浩：《我怎样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百年潮》2001年第7期。他认为，包惠僧、李达等人在1949年以后的回忆存在借鉴某种“课本”的情况，有时他们还会根据其他资料来修正自身的回忆。[3][日]石川祯浩：《中共一大研究与回忆录》，《中共创建史研究》第6辑，2018年，第92页。1949年以后长期身居海外的张国焘等人，在写作回忆录时也存在参照他人著作的情况。日本学者蜂屋亮子甚至认为，“一大”长沙代表何叔衡“失去代表资格”这一事件就是张国焘根据他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创作”出来的。[4][日]蜂屋亮子著，黄涛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下篇），《中共创建史研究》第6辑，2018年，第115页。

研究者对使用回忆录的态度素来审慎，因为回忆录可能存在回忆者记忆不准确、个人利害关系牵绊、政治环境限制、地位或视角局限、想象成分与蓄意伪造等问题。[5]严昌洪编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上述6点在创建史研究通常使用的回忆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研究者在使用主观色彩较为浓郁的回忆录或口述史时，应当尽量印证存世的原始档案文献，并结合同时代其他人的说法，细致辨析回忆材料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正如中古史学者所提倡的，治史须“充分考虑历史记载形成过程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强化史料批评的意识，分析书写者的不同立场”[6]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在创建史研究中对回忆录持有过分苛责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也不足取。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组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党在白色恐怖中长期处于地下斗争的隐秘状态，素来重视行动的秘密性。[7]杨阳：《中共早期党员生活费制度》，《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4期。因此，党内重要工作有意不形成文字、在特殊情况下销毁文件或者被反革命势力劫夺文件的情况并不鲜见。1923年，陈独秀作“三大”报告时指出，由于法国巡捕蓄意破坏使党的经费材料“全部遗失”，他在写作报告时已面临“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的困难。[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加之当时党内文书管理制度尚不健全，“许多历史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
即使保存下来，既不完整又不是原始定稿”[2]王明哲：《近十年来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情况》，《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改革开放初期，李维汉指导党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时提到，研究者不能完全依赖于档案，因为党在城市活动期间的档案“究竟保存了多少，也很难说”，即便在“档案馆的门打开后”也未必能够解决党史上一些问题。[3]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在原始档案缺失的情况下，当事人有关内幕情节的回忆便显得格外重要。鉴于“战争年代档案材料不全”，一些中央机关“也没保存正式会议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提供“活资料”便成为保存史料的重要方式；
有关部门“在征集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就有一个抢救老同志头脑中的‘活资料’的任务”[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4页、第130页。。可见，回忆资料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特点在创建史研究中已经得到过证明：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可以与原始档案文献印证使用，缺失部分档案并不能也不会彻底妨碍客观研究的可能性。如果研究者因为担忧回忆资料存在局限因素，便将其一概弃之不用、视若无物，恐坠入“虽至宝山，终无所得”的窠臼。

（二）文本内容在不同时期屡有改动。

1978年后，创建史资料编纂工作迎来了一个出版高峰。数量繁多的资料集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资料撰写者或编纂者的频繁修改也为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期收入不同资料集时，其内容屡有增删或改动。比如，沈雁冰（茅盾）在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便存在一些细节改动。1979年其回忆录初刊时，作者根据自己与同时代人的回忆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作“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但后来其子沈霜编《我走过的道路》上册时，则根据个别党史研究文章的提法改作“共产党小组”并删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沈雁冰的入党时间，他曾根据包惠僧等人回忆推断自己是在1921年二三月间入党，后编入《我走过的道路》时则根据多种史料改为1920年10月间；
关于入党介绍人，初刊时沈雁冰称其“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1997年版将入党介绍人增补了李达。[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又如，包惠僧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说法也常有差别，他在回忆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情形时称，马林作完报告“就到了11点多钟”，后来又说马林“讲到近午夜一点才结束”。且其两次列举的翻译人员也有不同。董必武在俄文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等原始档案发现前后，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说法发生变化，从先前主张的13人说转为12人说。[7][日]石川桢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陈望道在1956年6月17日和1957年1月16日的两次访谈中，给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名单也不相同。[8]杨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问题释证》，《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类似的情况在创建史研究中不胜枚举，因此学者在使用材料时不得不首先细致考辨文本差异及其成因。

（三）外文史料源流复杂。同一文本在翻译和流传过程中有时会形成多种版本，其中不乏文字互异之处，体现了创建史史料源流的复杂性。比如，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中文本遗失，而俄文本和英文本在部分语句的翻译上并不一致。又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黄埔军校政治部苏联顾问纳乌莫夫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在流传过程中至少形成了5种不同版本，分别被冠以《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共简史》《中国的初期革命活动》或《中国共产党的形成》等题目，作者署名也有“纳乌莫夫”和“葛萨廖夫”两种说法。上述混乱情况无疑为研究带来一些困难，由此引发学界的长期关注。首先，纳乌莫夫以笔名“卡拉乔夫”（又译为卡拉切夫）发表此文于《广州》（Кaнтон）1927年第1期。由于该文是依据中共党员提供的资料写成，因此受到加鲁尚茨、科瓦廖夫、卡尔图诺娃、石川祯浩、李丹阳等学者的重视及讨论。但该文究竟得益于哪位中共党员提供的帮助，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常见说法由加鲁尚茨转述纳乌莫夫所述是由张太雷提供的资料和建议。不过，李丹阳考证资料后提出，在张太雷之外，李大钊等人也可能提供了资料。[1]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1928年，该文的英文本（Peking&Tientsin Times、China Illustrated Review等报登载）和中文本（收入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出版《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的“中国共产党类”）几乎同时出现。后来，美国学者韦慕庭夫妇编辑的书中收入英译本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并对其作了介绍。[2]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1953年第7期《党史资料》“根据英文本”重译该文，并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节录）》。[3][苏]葛萨廖夫著，张诚译：《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但石川祯浩指出，这一版本的讹误之处较多，而且编者对“凡是不符合当时中共党史定论的部分”进行了“随意改动”。[4][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由于许多后出的资料集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一大”前后》第一册、《中共“一大”资料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等，都对《党史资料》版进行了全文收入或部分摘录，导致该版本受到较大范围的征引利用。2002年《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收入了中国学者马贵凡直接从俄文翻译而来的新版本，该版本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比较准确的中文本。

近年来，创建史新史料出版进度趋缓，客观上对继续深化这一热门领域的研究构成限制。针对未来的研究发展，学者既应注意避免对同一议题再进行平面式、过密化的重复研究，防止研究内容高度同质化现象；
也须通过更新研究方法与转换研究视角的方式，拓宽既有史料的利用空间。有学者指出，史料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从狭义上说的“新史料”是指某个研究领域过去未曾发现或利用的史料，但一些尽管已经出版多年却远未充分利用的史料，从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意义上说也可以视作新史料。[5]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针对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新理念，将新史学建立以来拓展及未拓展的全部史料都作为研究者的工作对象。[6]罗新：《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年4月13日。创建史研究亟应借鉴和吸收上述理念，拓宽史料搜集的视阈，除了继续深挖与整合中外史料并在系统性、整体性、多元性上进一步展开外，也应将各类图片影像、遗址文物纳入其中加以考察，以期能够真实、立体而细腻地还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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