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概念孤儿”成家：建构以问题为联结的知识体系——兼论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概念建构

徐 勇 李旻昊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之一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1〕。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点，也是学术自主能力的体现。知识体系是把一些零碎的、分散的相对独立的知识概念或观点加以整合，使之形成具有一定联系的知识系统。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位。从一定意义说，知识体系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的，是一个“概念家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构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表现出学术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但总体上看，现有的概念建构更多的是基于一定经验，表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状态。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需要超越这一状态，为“概念孤儿”寻家，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笔者在2022年武汉举行的第四期“政治概念研究工作坊”提出了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的论题。本文接续这一论题，探讨如何让“概念孤儿”成家，推进建构由若干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的知识体系。

从******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学界就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论述较多，对于如何建构论述较少。其关键问题是通过什么纽带将一些零碎的、分散的相对独立的知识概念联结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联系的知识体系或“概念家族”。

世界上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不同事物之间因为某一纽带进行联结而形成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3〕“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4〕将不同的家庭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为家庭的纽带是什么呢？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因为生命生产和再生产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因为共同的血缘关系将家庭成员中祖、父、子、孙等联结在一起，形成为家庭或者扩大的家庭，如家族、宗族等。在家庭、家族、宗族里，个人根据血缘关系居于不同地位。作为家族共同祖先的始祖居于本源性、本体性和终极性地位。“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因为同一始祖而衍生后代。由家族分支而产生“宗”，并居于重要地位。由同一祖宗衍生的子子孙孙构成大家族。将众多家庭成员联结为一个社会体系的便是血缘关系。

概念是学术知识的基本单位，就如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人一样。怎样将不同的概念联结在一起呢？这需要回答学术本体性问题，即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什么，其起点是什么？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对问题的回答。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有了问题，才会去努力解答问题，从而有了专门的和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人们对事物存在发展的认识都伴随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6〕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建构起一个个具有高度概括性或者引领性的学术概念，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将不同概念联结起来的纽带则是问题。

学科是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的专门性学问。一门学科因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会产生特有的问题。在众多问题中，存在具有支配性的基本问题，即元问题。它是该学科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是该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基本问题是一门学问的本体、本源和起始所在。由基本问题而生成相应的学术问题和回答学术问题产生的概念及其概念之间的联系。相关的学术研究都来源于基本问题并从此展开，受其制约和影响。它是学术研究能否自成一体或自圆其说的关键。学科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一门学科的“鼻祖”。

每个学科都有其基本问题。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7〕思维和存在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哲学上最高的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的方面。这一关系是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都要按照各自的方式作出自己的回答。在众多哲学问题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有支配性和总体性。哲学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于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与展开，都要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起点和中心。

政治学是因为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专门学科。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政治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撰写《政治学》，便是基于城邦国家的产生，并由此带来城邦政体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国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亦是众说纷纭。针对黑格尔关于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的观点，恩格斯运用大量人类学资料，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8〕“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9〕国家来自于社会又力图控制社会。国家是相对社会而言的。国家和社会是人与政治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政治学最高的范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人与政治关系的根本方面。这一关系是任何政治学体系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都要按照各自的方式作出相应的回答。它贯穿于所有政治学问题之中,是人们认识政治世界的出发点,也是政治学的起点,其他所有政治学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中派生出来的。政治学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于政治学其他问题的解决与展开，都要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起点和中心，而无论回答的结果如何。

基本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不同时代，基本问题表现形式不同。人们通过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产生出一个个经典议题，并以概念(包括词、词组、短语)的方式加以表达。经典议题是研究者对基本问题研究中产生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在学术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研究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并为后续研究反复论及，具有持续性。后续研究正是在经典议题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建构新的议题，从而不断丰富知识体系。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10〕、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11〕、洛克的“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12〕，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13〕、亨廷顿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14〕等。

基本问题及其研究中产生的经典议题，是将一门学科的具体问题研究联结起来形成知识体系的纽带。正是通过这一纽带将一些零碎的、分散的相对独立的知识概念或观点加以整合，使之形成具有一定联系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便是单个概念赖以存续的“概念家族”。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学术门类。不同的学术对象产生不同的学科领域，并有一定的边界。不同的学科领域会产生基本问题及其相应的经典议题，并通过建构相应的概念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

国家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15〕。地域性国家由不同部分所构成，并形成国家结构形式。经过兼并争霸争战，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是由多个层级构成并通过上下从属关系联结的国家体系，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与中央、地方层级相比，基层是国家政权直接面对民众的层级，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位，由此生成基层社会。国家治理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级的治理。基层治理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结合。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特殊层次，内生出基本问题。其一是国家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关系。从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看，基层政权距离中央最远。国家上层如何通过基层将国家意志传递到社会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成败。其二是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基层政权距离民众最近。基层社会的主体是民众。民众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国家的支撑者。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6〕。如果民众没有活力，不能创造财富，国家也难以存续。在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势必产生社会分化，产生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冲突。为此，需要相应的治理，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以内。基层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治理过程中内生的。它们存在于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整个进程，并居于基础性地位。基层治理虽然是基层层面的治理，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

基层治理基本问题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便已存在。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很快崩溃。后人对此加以总结，得出的结论是“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土崩”便是“基层社会”的崩溃和反叛，其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政治大厦的坍塌。其深刻根源在于国家政权性质，同时也与上下纵向国家结构形式相关。“民”与“主”是国家政权关系，“上”与“下”是国家结构关系，“俗已乱而政不脩”则是因为以上关系不顺，各种矛盾不断激发而得不到有效治理，最后造成动摇上层建筑的“土崩”。它们都属于基层治理两大基本问题的范畴。王朝国家性质和结构不变，这两大基本问题就会存在。“百代皆行秦政制。”只要在“秦政制”的框架下，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便会长期延续。“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成为后人反复论及的经典议题。只是当时没有专门的学科性研究罢了。

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在研究中形成一些经典议题。这些议题以学术概念的方式加以表达。

费孝通等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最早提出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主张，并试图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取得了突出进展，建构了一系列由核心概念构成的经典议题。如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悬浮政权”“无为政治”“双轨政治”“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这些概念都是对传统中国基层治理基本问题的解答。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基层治理表现为两条轨道，一是自上而下的轨道，一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17〕“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隔着很长的一套官僚机构，老百姓伏在地上，皇帝位高比天，于是‘天高皇帝远’。”〔18〕为什么中央官员直到知县为止，重要原因是，“在乡土性的地方自足的经济时代，这超于地方性的权力没有积极加以动用的需要”〔19〕。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是基层治理基本问题中的上下结构问题，“无为政治”是基层活力和秩序问题。国家权力对社会干预过多，民众负担过重必然会失去活力和秩序紊乱。费孝通先生等一批社会科学家生活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代，对中国的传统基层治理有过非常精到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经典议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仍然由中央、地方和基层所构成。由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基层仍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以新的形式加以表现出来。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注意到基层治理中的干群关系问题。只是由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一度中断，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基本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未能成为学术问题。

中国的基层治理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经典议题。如关于人民公社体制上下结构的“蜂窝状”概念等。最为经典的是关于近代国家政权在基层遭遇的“政权内卷化”。杜赞奇运用近代中国农村实地调查材料，发现国家政权向下延伸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反而造成的是“政权内卷化”。“国家政权内卷化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中恢复重建的社会科学根据中国基层治理事实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如“乡政村治”“代理人与当家人”“压力型体制”“行政承包制”“简约治理”“国家化与农民性”“板结社会”等。如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特点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在乡镇恢复设立政府，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如何概括这一体制，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田野的政治学者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乡政村治”的概念，并进行了论证。〔21〕“乡政村治”的概念便是由基层治理基本问题产生出来。“乡政”与“村治”属于基层治理的上下结构。之所以要在“乡政”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重要原因是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基层治理基本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建构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基层治理成为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从总体上看，这些概念都与作为基层治理基本问题相关。只是人们主要是对具体事实现象的认识和概括，而未能将这些认识与基层治理基本问题相联结，也未能与基层治理基本问题研究中产生的经典议题相关联，由此产生的概念表现为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状态。其重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学属于引进的外来学科。大量的中国问题是原有的政治学学科没有论及的，或者说不能提供现成答案的。二是中国学者从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而未能将具体问题置于学术体系中，从基本问题出发，并沿着经典议题而展开。实在的经验性问题未能转换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学术问题。要将一个个“概念孤儿”联结为一个概念家族，形成体系化的概念，就需要将概念置于研究对象内生的基本问题框架下，与对基本问题研究的经典议题相关联，以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为纽带，推进概念的体系化建构。其重要性在于：

一是有助于接续研究。学术研究有源与流。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前进。只有充分理解前人的经典议题，后人才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或补充、或否定、或替代等。学术研究既不能跪拜在前人面前，也不能无视前人的存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悬浮政权”“无为政治”“双轨政治”“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主要是对传统中国基层治理提出的经典议题。这些经典议题为当下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启示。如“双轨政治”对于“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治理理想类型的描述。尽管中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基层内生的上下结构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也需要后人在前人基础上作出新的概括。如随着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政权组织得以“纵向到底”，在基层社会领域实现了自上而下治理与自下而上治理的“双轨对接”，特别需要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通过基层治理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便可以将“双轨政治”与“双向互动”的概念联结起来，使得两个不同时代的概念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不至于陷入“概念孤儿”状态。

二是有助于知识体系建构。知识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组合而成的。这些概念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而是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并建立起相应的结构关系。由基本问题而产生的经典议题便是其中的逻辑关联性。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属于“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但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自上而下的单轨体系一直延伸到家门口。基于此，笔者以“国家化”的概念加以概括，并关注到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农民性”的反应，建构起“国家化与农民性”的概念。陈军亚教授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国家化”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22〕田先红〔23〕、任路〔24〕等人运用这一概念作出相关问题研究。陈明和李华胤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国家化”和“治理国家化”的概念。由“国家化”这一元概念或上位概念派生出一系列下位概念或者子概念。众多概念都是围绕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展开的，由此形成体系化的概念。

三是有助于代际传递。知识体系是一座不断扩展的知识大厦。这座大厦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建构。但是，知识体系的代际传递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传宗接代。知识体系的代际传递主要是基于同一问题，特别是由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相联结的创新型研究。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抗争政治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领域，产生了诸多经典议题。后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扩展，形成代际传递。代际传递的重要标志便是提出了与之前的经典议题所不同的新的经典议题。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缺乏以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为联结的代际传递的学术自觉。如费孝通先生在对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经典议题。当代中国学者基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议题处于“断子绝孙”状态。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基层治理是由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演变而来的。要将不同时代的研究打通，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就需要通过基本问题及其相应的经典议题加以联结。如上文所述陈军亚教授基于当代基层治理的田野事实，提出了新“双轨政治”的概念。

四是有助于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社会发展中会不断产生新的现象并会提供新的想象，建构新的概念。诸如秋天落叶，俯首可拾，但不是拾到的每一片树叶都能产生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概念。大量“概念孤儿”只是对某一片断性现象的概括，也因此处于“孤儿”状态。人们只有将发现的现象置于基本问题框架下，与经典议题关联起来才能更好的获得学术性价值。如“压力型体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相对于传统“无为政治”而言的。费孝通先生早就意识到，“现代生活中我们必须动用政治权力才能完成许多有关人民福利之事”，不再是“无为政治”。〔25〕只有将“压力型体制”置于基层治理基本问题框架下，与“无为政治”等经典议题关联起来，发现由“无为政治”转变到“压力型体制”是如何发生的，“压力型体制”才可能获得深刻的学理价值。

五是有助于增强概念的生命力。社会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现象，人们在认识这些现象过程中建构新的概念。但是，并不是所有概念都能够长期存续下去，并能转换为经典议题。学术概念要经历思想市场的竞争。只有那些有“家”的概念，才能够在思想市场竞争中存续下来，香火庚续；
那些缺乏“家”的概念，则会沦落为“概念孤儿”，只能昙花一现。人们要使自己创立的概念能够延续下去，成为后人反复论及的经典议题，需要将概念建构置于基本问题研究的框架之下，并在经典议题基础上产生更进一步的新概念，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为这些概念由基本问题而来，并是在原有经典议题基础上的创新研究，是后续研究难以绕开的。

六是有助于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学者身份出发。近几年学界流行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区分，是一种身份本位而不是问题本位，会妨碍从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本身出发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学术是公器。只要是围绕基本问题展开的研究并产生的经典议题，都能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而不宜用本土化和国际化加以区分，从而产生排他性。如“政权内卷化”的提出尽管是美国学者，但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问题而产生的经典议题，因此不宜将其排除在学科研究体系之外。否则，后续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起点。如“板结社会”概念的产生便是在与“政权内卷化”对话中产生的。〔26〕

总之，由学科对象产生的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是学术“大家”，只有在这个“大家”中产生的概念才是有“家”的概念，才能生成体系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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