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避讳观念及生育回避效应——基于出生人口及姓名特征的分析

刘扬 唐友池 周玉博 李宏田 刘建蒙

既往研究多基于公元纪年出生人口数据分析羊年生育回避效应，但其作为生肖文化现象，更宜在生肖纪年框架下研究。羊年出生人数下降不能等同于羊年生育回避效应，前者可能受生育政策、育龄妇女数量、生肖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探究羊年生育回避效应的存在性，需进一步阐明羊年出生人数下降是否与羊年避讳观念(即人们受生肖论命“羊年不宜生子”说法的影响，认为羊年出生婴儿具有某种特殊“厄运”的生肖观念)有关。既往研究多依据民间谚语、历史轶事等主观推定羊年避讳观念存在，未见有研究从实证角度分析其存在性。若羊年避讳观念存在，人们一方面可能在羊年回避生育进而导致出生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可能会诉诸其他途径规避羊宝宝的“厄运”。姓名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符号，受传统观念影响，好名字通常被认为可以带来好运、规避“厄运”。受羊年避讳观念影响的家长为羊年出生婴儿取名时可能更关注“生肖命名宜忌”规则。按规则，羊、牛、马、兔等因喜食草，相应生肖年份出生者姓名中宜含以“艹”作为偏旁部首的字(简称“艹”特征字)[4]。本研究通过分析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情况，研究羊年避讳观念的存在性及其分布特征；
进一步比较羊年避讳观念与羊年出生人数下降二者分布特征的一致性，以检验是否存在羊年生育回避效应。

一、研究对象

2009年1月26日—2017年12月31日(包含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共九个生肖)期间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出生登记的婴儿及其父母。

婴儿纳入标准：姓名登记为中文，且父母至少一方户口所在地为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省份)或父母双方户口所在地均缺失。

婴儿父母纳入标准：1960年1月28日—1996年2月18日(包含3轮十二生肖轮换)期间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北京且姓名登记为中文。

二、方法

1.资料来源：研究所用资料源自北京市朝阳区出生登记信息系统，包括婴儿姓名、出生日期、性别、父母姓名、父母出生日期、父母户口所在地等变量。近年来国家加强出生登记信息管理，系列政府规定性文件有效保障了出生登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变量定义：根据父母双方户口所在地按照如下次序划分婴儿归属地：(1)若父母至少一方户口所在地为北方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则婴儿归属地定义为“北方地区”；
(2)其余婴儿中，若父母至少一方户口所在地为南方省份(安徽，江苏，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福建，海南)，婴儿归属地定义为“南方地区”；
(3)若父母双方户口所在地均缺失，婴儿归属地定义为“不详”。

实验诊断是临床诊疗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其工作质量要靠临床医护人员和检验人员共同努力来保证，故广大医护人员有必要了解临床实验工作程序，并与检验人员一起加强检验与临床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完善的临床实验室全面质量保证管理体系。本研究通过发现与分析送检急诊血液标本质量的问题，旨在与临床医护人员一起做好实验结果的质量保证，共同努力为临床诊疗提供及时、准确、可靠、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姓名中使用“艹”特征字定义为“除姓氏外，姓名中含有其他‘艹’特征字”。利用SAS 9.4软件中KSubstr和KIndexc两个主要函数，以《新华字典(第11版)》[5]收录的981个“艹”特征字为基础，在考虑“诸葛”和“南荣”两个复姓第二个字的部首为“艹”后，实现姓名中是否使用“艹”特征字的批量识别。

3.统计学处理

将全部对象按照其出生日期所属生肖年份进行分组，描述各生肖年份出生登记人数及其性别和地区构成情况；
2015年前后国家先后两次调整生育政策，为最大限度排除政策因素影响，进一步逐月分析马、羊、猴三个生肖年份出生登记人口数量变化特点。“姓名特征”分析指标为分类变量(即姓名中是否使用“艹”特征字)，采用例数(百分比)描述，采用Pearsonχ2检验进行统计学检验；
不同性别间羊年出生婴儿“艹”特征字使用相比于其他生肖年份的增量的差异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统计学检验；
显著性水平α为0.05(双侧)。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9年1月26日—2017年12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共431 276名出生登记婴儿，416 093(96.5%)名婴儿纳入分析。共345 404名婴儿父母纳入分析，其中父亲185 266人，母亲160 138人。

1.出生人口数量：研究期间各生肖年份朝阳区出生登记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羊年出现明显低谷；
羊年出生登记人数为38 351人，比马年和猴年分别低34.1%和39.0%(图1)。各阴历月份羊年出生人数明显低于马年和猴年；
羊年和猴年各月出生人数相对稳定；
马年1～7月出生人数基本稳定，8～9月明显增加，9月出生人数高于猴年，10～12月明显下降(图2)。

图1 北京市朝阳区牛年至鸡年(2009年1月26日—2017年12月31日)各生肖年份出生人口数量

图2 北京市朝阳区马年、羊年、猴年各阴历月份出生登记人口数

2.出生人口归属地：各生肖年份婴儿归属地构成相似，归属地为北方地区的婴儿占比羊年略低于相邻的马年和猴年(羊年：91.7%，马年：93.2%，猴年：94.0 %)，归属地为南方地区的婴儿占比羊年相对更高(羊年：8.3%，马年：6.8%，猴年6.0%)。

二、婴儿姓名特征

1.不同生肖年份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差异：研究期间不同生肖年份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羊年(16.3%)、马年(14.1%)、兔年(12.2%)、牛年(11.3%)4个偏好“艹”特征字的生肖年份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高于其他生肖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羊年高于马年、兔年和牛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1)。

表1 各生肖年份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情况

2.不同性别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差异：各生肖年份女婴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均高于男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羊年出生女婴(26.1%)和男婴(7.4%)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均高于其他生肖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羊年出生婴儿“艹”特征字使用率相比于其他生肖年份的增量(即羊年与各生肖年份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的差值)，女婴同比高于男婴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ilcoxon符号秩检验，V=36，P=0.01)。

3.不同归属地出生婴儿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差异：归属地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婴儿，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均高于蛇年、猴年、鸡年等对“艹”特征字无偏好的生肖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图3)；
归属地为北方地区的婴儿，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高于同样偏好“艹”特征字的马年[率差(95%CI),2.3%(1.8%, 2.8%)；
P<0.001]，而归属地为南方地区的婴儿，羊年与马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差异较小且无统计学意义[率差(95%CI)，0.5%(-1.1%, 2.2%)；
P=0.52]。

图3 归属地为北方或南方地区的婴儿各生肖年份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情况

三、婴儿父母姓名特征

1.各轮生肖轮换特征：第一轮生肖轮换中(1960年1月28日—1972年2月14日)，虎年(5.2%)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最高，羊年(3.3%)排第八位；
第二轮生肖轮换中(1972年2月15日—1984年2月1日)，狗年(8.6%)最高，鸡年和羊年次之(8.5%)；
第三轮生肖轮换中(1984年2月2日—1996年2月18日)，狗年(15.8%)最高，羊年次之(9.4%)。

2.不同羊年出生者姓名特征：此部分分析限于父母中户籍为北京者和子女中父母至少一方户籍为北京者，出生日期共涉及4个羊年，分别为羊1(1967年2月9日—1968年1月29日)、羊2(1979年1月28日—1980年2月15日)、羊3(1991年2月15日—1992年2月3日)、羊4(2015年2月19日—2016年2月7日)。男性羊4(2015年农历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高于前三个羊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女性羊4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高于羊2和羊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虽高于羊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表2)。此外，男性和女性前三个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均未呈现随时间变化逐渐增高趋势。

表2 不同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的使用情况

本研究首次从姓名特征角度分析羊年避讳观念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命名宜忌”规则中偏好“艹”特征字的羊年、马年、兔年、牛年等生肖年份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生肖年份，且羊年出生者使用率显著高于其他偏好“艹”特征字的生肖年份，上述规律男、女婴均存在，但女婴表现更为明显。提示“命名宜忌”生肖文化影响取名行为，家长给羊年出生婴儿特别是女婴取名时更为谨慎，期望通过一个“好名字”来“改善命运”，表明羊年避讳观念在群体层面存在且在女婴中表现更为突出，这也与民间“女性属羊命不好”、“男属羊亮堂堂，女属羊泪汪汪”等说法相符。

2015年农历羊年朝阳区出生登记人数比相邻马年和猴年分别低34.1%和39.0%，差异幅度高于利用公历纪年计算的结果(羊年比马年和猴年分别低32.4%和34.7%)，提示既往研究利用公历纪年分析可能会削弱羊年前后出生人数的波动程度。马年8～9月(公历9～10月)单独二孩政策开始显效，出生人数明显增加，10月略有下降，11月至羊年1月不仅没有在生育政策的作用下继续增长，反而迅速下降；
羊年各月出生人数基本稳定且低于政策显效前水平；
猴年上半年虽仍处“单独二孩”政策效应期，但猴年1月出生人数比羊年12月增加1 191人(36.6%)，猴年其它月份出生人数则高于1月；
推测部分家长受羊年避讳观念的影响，备孕时尽可能避开在羊年生育。

羊年避讳观念与羊年出生人数下降的表现规律具有相似性。归属地为北方地区的婴儿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显著高于同样偏好“艹”特征字的马年，而归属地为南方地区的婴儿羊年与马年差异较小，提示北方地区羊年避讳观念更为流行；
与此相符，北方地区羊年出生人数下降也更明显，出生登记人口中归属地为北方地区的婴儿占比低于相邻的马年和猴年，既往研究也发现北方地区2015年前后出生人口变动程度强于南方地区[6]，提示2015年出生人数下降一定程度受羊年避讳观念影响即羊年生育回避效应存在，且在北方地区影响更大。另外，羊年避讳观念及生育回避效应并非一成不变，本研究发现婴儿父母姓名特征并不符合“生肖命名宜忌”规则；
且既往羊年出生人数也未像2015年羊年一样，明显低于相邻年份[6-12]，提示羊年避讳观念虽由来已久，但其对行为决策的影响近年来才在群体层面显现。可能原因如下：一是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人们更容易通过网络媒体接触到“羊年不宜生子”一说，促进了羊年避讳观念的传播；
二是随着避孕普及和剖宫产技术安全性提升，人们能够更自主地选择生育时间；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更多家长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羊年生育。

羊年生育回避效应以及补偿性生育带来的马年和猴年生育堆积，导致出生人口数量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给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妇幼保健服务资源的配置带来挑战。马年和猴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会造成相应服务需求增加，加重卫生系统及其他公共服务系统负荷，而羊年则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源闲置。因此，宜加大宣传，引导人们理性对待生育问题。此外，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开展出生人口预测时，应将羊年生育回避等生肖偏好考虑在内，提高人口预测和政策研判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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