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8篇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8篇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五四时期“三次大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小平理论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五四时期“三次大论战”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江大伟 （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永恒主题， 也是贯穿于党的历史全部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早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分析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而五四时期出现的关于“问题与主义”、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三次较大规模的论战正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开启了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 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因而， 坚信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扩大了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文中， 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唯物史观、 阶级竞争学说、 政治经济学。

　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在“问题与主义之争” 中针对胡适提出的在中国只能进行点滴改良，不能“根本解决” 社会问题的观点， 李大钊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社会上法律、 政治、 伦理等精神的构造， 都是表面的构造。

　他的下面， 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

　经济组织一有变动， 他们都跟着变动。

　换一句话说， 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 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 什么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 女子解放问题、 工人解放问题， 都可以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 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2]而“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要解决经济问题， 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 进行革命。” 在关于“社会主义” 论战中，张东荪等人将社会主义与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分割开来， 认为为了 让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 谈社会主义，多数派主义都是没用的，“救中国只有一条路， 一言以蔽之：

　就是增加富力。

　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3]对此马克思主义者指出， 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 一面却增加贫乏。”[4]而“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 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 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5]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在“人性本善” 之上的所谓“革命彻底性”， 实质上就是取消革命和反对革命。

　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 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

　指出：“我们底目的， 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6]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绝对自由” 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者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强调了 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指出：

　在人类社会中， 自由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 决[7]共产主义者在批判“绝对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谬论的同时， 着重阐明了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指出：“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 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 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 所以说， 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8] 在论战过程中，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 通过宣传扩大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尤其注重对中国现状有直接指导意义部分的研究， 如阶级斗争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

　这充分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有生命力。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 联系，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9]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从一开始

　・2・ 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二、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分析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而这一结合就是要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对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还不可能有完全清醒的认识。

　但是， 由于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中国现状， 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来接受和宣传的， 所以自然会形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 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0]在“问题与主义之争” 中， 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对中国社会现实作了 分析， 指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之下， 最需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采用革命的手段， 对中国的问题进行“根本解决”， 才会有一个个具体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而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在关于“社会主义” 论战中， 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件关系中国改造的重大问题上， 首先分析了 中国的社会状况， 以具体事实驳斥了 张东荪等人的所谓中国没有阶级区分， 不宜宣传社会主义， 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的谬论。

　指出“就中国说， 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

　中国是劳动过剩， 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11]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义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 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 无论理所不可， 抑且势所不能。

　……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 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 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 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 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2]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 必须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提”， 这固然不错； 但是， “要生产力十分发展， 必须以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 即只有靠社[13]并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会革命才能实现。”实行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的长短， 我看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的。

　在俄国、 中国这些产业幼稚、 人民无知识的国家， 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

　究竟要多少时日， 我们固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 我们是无疑[14]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者们详细阐述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状况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 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的重要性， 同时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 主张立即实现所谓“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的错误思想。

　在批判“绝对自由” 谬论时，强调了 组织、 纪律、 集中和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15] 第一需要”。三次论战的核心问题分别是中国要不要革命， 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前途等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 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

　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能自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 加之时代和认识的局限， 他们的认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比如，在对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 他们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 也没能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仍具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

　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 还没有从世界观的角度根本否定无政府主义并彻底揭露它的本质， 不正确地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混同起来， 表现了 他们的不成熟性。

　但这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探索中的失误。

　而且无论是探索的成功还是失误都为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 论战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通过三次论战，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培养了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清了道路。

　这些都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思想上， 宣传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对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作了 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

　虽然认识上还有不足， 但毕竟抓住了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才是拯救中国的真理。

　通过论战， 马克思主义迅速确立了 优势地位， 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

　人才上， 通过论战， 一方面使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和 (下转第 17 页)

　《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3・ 和谐社会理论研究 政治伦理视野中的从政道德建设 桑玉成

　黄芳 （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200433）

　 努力实现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的和谐，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而在党群关系或官民关系中， 党、 官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要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首先需要其自身的积极作为。

　从政道德建设正是这种积极作为的重要方面。

　广义上来讲， 从政道德是指执政党、 国家机构的全体公职人员在组织管理和行使公共权力、 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但狭义上的从政道德概念所指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

　本文不作这种对象上的区分， 将从政道德所涉及的主体统称为从政者主体。出于从政者主体的身份及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因此从政道德的建设在公共行政领域乃至于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看从政道德

　 从其本来意义上说， 从政道德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 以善恶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 传统习惯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调整从政人员个人与国家、 与社会和群众之间， 以及国家机构之间、 从政人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

　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注重从政道德的问题， 特别是在我国， 注重从政道德历来是我国政治文化的核心， 是我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代儒家的政治思想中， 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和自我修养被认为是施行良好政治的基本的前提。孔子就倡导德治模式， 高度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作用， 因而经常对为政者提出道德上的要求。

　他认为， 为政者道德要自身品行端正， 使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在孔子看来， 为政者之所以要先修身正己， 是由为政者的地位及其道德楷模作用决定的， 上善则亦善， 反之亦然。

　他说：“政者， 正也。

　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 1]还进一步说：“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子欲善而民善矣。”[ 2]道德具有超越一切的无形力量， 为政者具有了 这一道德禀赋， 便拥有了 政治人格的权威， 也就拥有了为政治国、 平社稷安百姓的资质。

　政治的清明、 社会的安定有赖于执政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和亲密关系， 有赖于为政者的“爱民敬民”。

　应该说， 传统的政治学说与伦理学说是难以区分的， 社会的政治关系必须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之上， 这是这种政治学说的题中之意，也是符合政治关系的一般准则的。

　孔子的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学说， 他用道德的视角来衡量君主的称职与否以及群主所具有的道德人格力量。

　在孔子看来， 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及其人格力量决定了国家政治之前途及君民关系之命运。

　他说：“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修身乃一切之根本， 乃治国安邦之基础， 为政者只有严于利己、 勤于正己，“欲而不贪”， 具有高尚之道德品质，才有治人之条件。“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任焉，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3]政治道德修养成为规范和约束为政者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

　为政者欲有所作为， 就必须先“正其身”， “苟正其身矣， 于从政者何有？ 有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 4]其次要勤其政。

　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孔子认为， 为政者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 要勤勉于政事， 发奋忘食， 励精图治， 不但要确立高远之抱负和志向， 坚定好学好思之习惯，而且还必须做到言行一致， 如此才可达到平社稷安百姓、 治...

篇二：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 1987 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 1919 年至 1921 年间， 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 1919 年 7 月在《每周评论》 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 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 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 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

　8 月， 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文， 指出：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 陈独秀、 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 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 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 年 11 月至 1921 年 2 月， 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 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 《改造》 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 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 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宣扬连连资协调， 反对暴力革命， 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

　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 不必从事工农运动， 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 李大钊、 李达、 蔡和森等在《新表年》 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

　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 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而要实现社会主义， 就要学习俄国共产党， 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建立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 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场论战， 早期共产主义者有力地批驳了梁启超、 张东荪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 贩卖资本主义的反动谬论， 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明确了在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三、 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1920 年至 1921 年，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 以陈独秀、 李达、 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同以区声白、 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区声白、 黄凌霜等人以社会主义学派自居， 主张绝对自由， 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 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

　从 1920 年起， 陈独秀、 李达、 毛泽东、 周恩来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 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许多文章， 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 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 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才失去其效用。

　不要国家， 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 是“有产阶级的恩人， 无产阶级的敌人”。

　通过这场论战， 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捍卫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总之， 通过上述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 肯定了在中国需要马克

　思主义， 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篇三：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导刊!""##$% &“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之于中国社会，正如启蒙运动之于西方社会一样，其重要作用毋庸赘言。在内有军阀乱政，外有列强侵凌的危急关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从西方引进各种社会思潮，以此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深深地刺痛了渐趋麻木的中国民众，并唤醒了一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民族的命运而奋斗抗争。五四时代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巨人们提出的某些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至今尚未获得彻底解决，所以，研究五四新思潮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略述浅见，以求教于方家。一、“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之勃兴述评在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时，常常想起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一书中指出的魏晋文化的特点：“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与魏晋六朝有相似的时代特点，即政治上极为混乱，社会生活极为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分崩离析，忙于互相吞并的分散割据政权毕竟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样，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外来思潮的冲击和“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使命感，共同促使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演绎了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一幕。尤应指出的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制度衔接、新旧知识衔接、新旧道德衔接的重要转折时期，知识界的新旧分化和斗争日渐加剧，产生本土文化危机感的旧知识分子竭力鼓吹尊孔复孔、文化复古，加之袁世凯及其后的张勋、康有为等人为了恢复帝制，有意煽动尊孔复古，使儒学与新学之间的矛盾空前激烈，知识分子和社会其它阶层都处于骚动不安之中。就文化发展过程而言，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因为随着近代以来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宗法社会逐渐解体，传统文化也逐步发生向近代文化的嬗变，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近代西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乃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增强的过程。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观和单一的伦理知识属性，不可能适应中国近代以来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要求，但是儒学在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又是长期形成的，以儒学知识为知识，以儒学的政治价值为价值，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特点。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逐步推行，留学热潮的出现，社会革新运动的发展，出现了西方新学广泛传播的潮流。面对传统儒学的影响日趋式微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发生了强烈的文化失落感，从而形成了近代以来历久不衰的国粹思潮，民国初年的种种文化复古主张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旧知识分子企图在传统文化与社会进步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大胆抛弃了传统的儒学，尝试一些新的政治主张来圆他们的救国强国之梦，但长期处于严密思想控制之下的知识分子刚刚走向世界，恰似久饥不饱的人面对各种食物，不辨精粗，不加细择，于是各种西方思想蜂涌而入，在其初期，影响较大的分别是由江亢虎、师复等人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以陈独秀为旗手的激进民主主义。试论“五四时期”新思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韩一敏’榆林学院 政史系，陕西 榆林 &()###*摘 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旧制度、新旧知识、新旧道德在冲突中衔接的重要时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大量的社会新思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关键词：“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激进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反思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 - #/文 史 纵 横

　!"理论导刊 #$$%&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江亢虎和师复。他们的政治思想包括：消灭国家和政府，此乃衡量是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标准；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婚姻；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等。无政府主义在揭露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倡个性自由，宣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上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改造社会的方案缺乏社会现实性基础，又过分远离了社会道德水平与经济习俗的容忍度，所以其在中国注定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以后便没有多少影响了。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发动和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实践 过程中提出 并逐步发展 起来的 政治学说，是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继承和发挥 (或曰篡改)，成为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流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集大成，对中国后世的发展及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形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的某些思想，如企图通过强有力的灌注式的训练，训练国民使用政权，把中国民众改铸成自主的民主新人。无论就孙中山或者他的“继承者”而言，这种设想都成了由民主异化为集权与专制的理论起点。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是五四前夕最具震撼力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彻底地反封建传统；二是主张文化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三是革新文化的主要渠道为充分引进西方思想。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不仅在当时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权和一些怀旧复古主义者，而且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由于这种思潮充分吸收了西方人文思想中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个性主义、实践主义、人道主义等，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攻击力，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就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大势而言，虽然在五四时期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但后来发展方向大体可分为三大流派；其一是以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学；其二是以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为代表的、标榜为对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哲学；其三便是对中国影响最大地位最高的科学社会主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一方面决定了它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战斗力，可进一步活跃思想，拓宽视野，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并不告诉人们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从而决定了它不是一种具有确定内容的政治学说。因此从思想结构上表现出兼容并包、融合开放的特点，例如，从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个性主义等认识出发，便可分别走向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激进民主主义的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自身在“五四”以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中国传播以后的必然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最早追求的目标是文化救国。他们在总结了自 *+%$ 年以来历次革新或革命失败的原因后，指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所以他们倾向于启发民智，从而达到文化救国，而对政治救国抱怀疑态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放弃了原有的信念，开始寻求政治救国的道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奥各国革命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激进民主主义者由此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希望，开始认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并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原来这次战争的真因，仍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全世界庆祝协约国胜利、公理战胜强权时，李大钊却在欢呼庶民的胜利，因为所有帝国主义，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不讲公理的强盗。这说明以李大钊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初步转变。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符合那些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主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就受到了来自上述各方面的抵制，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三次论战。但经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障碍，而且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行动中逐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二、对“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思“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运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 #$ 世纪以来的中国，直至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不得不在它所拓展的思想文化格局内去思想、去行动。因此，“五四时期”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 “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的传播，极大地活文 史 纵 横

　理论导刊!"#$$"% &跃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进步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中国人民虽然缺乏接受教育的条件，但传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生活模式反映到思想观念中就表现出对新生活的冷漠甚至排斥、拒绝。这种生活态度与现代生活的要求相差极远。五四启蒙运动开始后，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无比犀利和深刻的思想抓住了传统文化中蹂躏人们心灵和扼杀人性的痼疾，以矫枉过正的手段对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深深地刺痛了渐趋麻木的国人，迫使人们去面对、去迎接新生活新时代的挑战。从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与此同时，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引进及文学的革命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进步，白话文胜利推进了文化创新，新教育的诞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提倡扫荡了愚昧和迷信，为发展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基础，其它诸如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都对民族进步和解放事业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传播和分化帮助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科学的道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社会新思潮。它们虽然各有差异，但其出发点都是为中国寻找一条可行的救国之路。在早期，影响较大的是以文化启蒙为宗旨的激进民主主义。随着时局的发展，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在同黑暗现实政治斗争中，逐渐升华为马克思主义者，乘着十月革命胜利的东风，为中国引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论战，为中国革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所以，“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的传播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诞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以后的中国社会进步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培育了一代英才如上所述，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教育体制曾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方式。“五四时期”新思潮启发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人。觉醒的青年敢于面对世界、面对挑战，勇敢地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大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像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是有所作为的一代，也是勇于奉献乃至牺牲的一代。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都将是永垂史册的。"’ “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中亦表现出若干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事物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往往是相伴而生、相随而长，这个规律同样表现在“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传播过程中。当时社会新思潮留给后世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表现为形式主义和过激主义。五四反传统的深刻是罕见的，但是，当人们勇猛地冲决封建网罗与旧势力战斗的时候，主观精神状态和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从容四顾、多方品评，心平气和地思考。于是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偏差：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一方面在批判旧传统的同时，把一些好东西也抛弃了，并且往往还是怀着极大的鄙视心情的，另一方面把一些坏的当成好的保留下来。在五四以后，这种形式主义仍然时时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洋八股以及多次在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和由此引起的过激主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其次，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传播以文化启蒙始，最终却落在政治革命上。当然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时局的日趋紧张，但随着这种变化，启蒙思想家在其早期所提倡的启蒙任务逐渐被淡化，代之而日益在中国显示出重要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以，不仅文化启蒙问题没有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敌我斗争、阶级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学术的自由发展。这就使曾被五四启蒙思想家们深刻批判过的封建思想乘机得以复活，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危害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所以直到今日，我们感到民主与科学仍然还是我们时代重要的启蒙主题。参考文献：)*+陈独秀 % 吾人最后之觉悟),+’ 青年，* 卷! 号 ’)#+李大钊 ’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文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无政府浅说 ’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0上1)2+’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李云峰，陈舜卿 % 二十世纪中国史)-+’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3+吴晓明 % 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黎 峰）文 史 纵 横

篇四：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张 蕊 (东北 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 ]在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中， 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 大， 分别是“ 问题与主义”之 争、 社会主义之争和 马

　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 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起 了重要 作用， 它们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的结合 ， 为科 学社 会主义在 中国的发展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

　但 也存在 着一定的局 限性和不成 熟性 。

　[关键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 五四时期 ， 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 的局面。为了挽救 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 ． 中国各阶级 、 阶层都 根据 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 美 国、 日本、 俄 国近百年来流行的 各种思潮和学说 。

　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 了中国的 政治思想舞台。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人中国之际 。

　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 中 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的三次论 战。

　不但宣传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也促使 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 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 (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曾在五四运 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 。

　但他们不愿 意看到新 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胡适在 1922 年所写的《 我的歧路》 一文中说 ：

　“一九一九年六月中 ， 陈独秀 被捕 ， 我接办《 每周评论》 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 的感觉。那时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 。

　却高谈什么无 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我在《 每周评论》 第三十一号里 提出我的政论导言 ， 叫做《 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 主义》 。

　”【 - 李 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 再论问题与主义》 ， 接着胡适又连续发 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 际 ， 《 每周评论》 在 8 月底被封闭， 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o 年 1 月李大钊又发表了 《 由经济上解释近代 中国思想变化的原 因》 ， 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作指导 。胡适认为空谈主义是没有用的 ． 认为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能成为救济 中国的良方 。

　反而会上 演历史 的悲剧。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 ， 在别 的

　国家“可 以用社会 主义作为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

　在我国也 可以。他还认为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 “交相为用 的” ， 是“并行不悖的”。

　这就明确回答 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需 要 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二是中国社会问题要不要以革命手 段实行“根本廨决”的问题。胡适企图把人们引向改 良主义的 道路 ， 而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一点一滴 的改 良主义 ， 认为解 决 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经济问题 。

　而经济问题解决必须 ⋯⋯依靠革命 ， 展开阶级斗争 ， 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 。这样 ， 李大钊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论驳斥了胡适的改 良主义理论 ， 肯定 了中国社会 问题要 以

　革命手段才能加 以解决。

　(二)社会主义之争 “ 问题与主义” 论争后 ， 在马克思主义与一些资产阶级 知 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 主义是否适合 中国国情 的论争 。1920 年 11 月 ， 张东荪发表了《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 教训》 一文 ， 后又发表了《 现在与将来》 ， 对罗素劝告 中国

　“暂不主张社会 主义” ， 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 、 发展实 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 1921 年 2 月也发表了《 复 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等文章 ， 反对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陈独秀、 李大钊 、 李达等则纷纷发表文章 ， 《 新青年》 第 8 卷第 4 号还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讨论” 专栏 。

　其 中影响最大的是 李达 的《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和陈独秀的《 社会 主义批 评》 ， 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

　社会主义之争主要围绕两个 问题 。一是 中国社会发展 的 方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张东荪 、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 会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 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 贫乏 ” ， 所 以“ 救 中国只有一条路 ， 一言 以蔽之 ， 就是增加 富 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 者莫若资本主义。

　”[2

　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 制度下 ， “资本私有”， 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 ， 加上 “生产过 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 。

　使“ 劳动阶级 日见压迫” ， “ 几乎无路 可走” ， 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t3 ]认为“今 日在中国想发展 实业 ， 非 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 ， 以铲除 国内的掠夺 阶级 ， 抵 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 。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4 ]。

　二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的方法是采取革命手段还 是改 良主 义手段 的问题。

　研究系分子张东荪、 梁启超等主张， 解决军阀 当道 的问题 ， 应采取“和平 的或渐进”的方法 ， 对于外国资本 势力 ， 他们则认为中国毫无抵抗能力 ， 只能“乘其空隙以发展 实业耳”【 5 ]， 并提出了调和劳资矛盾的主张 。

　这种主张实际上 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改 良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拥护者反驳了 他们宣扬的调和劳资间阶级矛盾的改 良主义 。

　认为要解决中 国社会问题 。

　应该通过劳农主义 的直接行动来达到社会革命 的 目的 ，即主张运用革命手段从资产阶级手 中夺取政权 ， 使 一[作者简介]张蕊( 1989一) ， 女，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2 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政党与中国政治。

　堂皇塞蕴 2014童 0 E月

　⋯． 02 q

　无产 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关 于社会主义之争 。

　其实质就是中 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 是采取革命的方 法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争论。

　(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 。

　它的 口

　号是 ：

　个人至上 ， 个人万能 ， 反对一切国家、 一切强权政治。五 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比较盛行 ． 主要代表人物是北 大学生黄凌霜、 区声白等。1 91 9 年 9 月 ， 黄凌霜发表了《 马克 思学说的批判》 ，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以

　后无 政府主义者又陆续发表 了一些反马克思 主义 的文章 。

　1920 年 9 月 ， 共产主义者开始反击 ， 陈独秀发表 了《 谈政治》

　文 ， 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 ， 接着无政府主 义进行辩解 。

　论争直到 1922 年初才结束 。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一 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说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一 切强权 和国家 。

　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 。

　反对 中国反 动政权的同时 ． 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说 ：

　“我以为强权所 以可恶。

　是因为有 人拿它来拥护强者 、 无道者 。

　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 来 ， 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 排除强者与无道 ， 就不见得可恶 了。

　”t6 ]有力地驳斥 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二是关于自由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 ：

　“无政府主义以个人 为万能 。

　因而为极端 自由主义 ， 所 以， 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

　”【

　而马克 思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 ，团体由个人构成 ， 而 社会 由团体 构成 。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社会人 。

　个人意见有 不 同是常事 。

　作为社会人如果可以因为意见的不 同而 自由退 出社会， 这样 的社会将变成一堆散沙。三是关 于生产和分配 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方面主张分散， 反对集中， 主张将 切生产机关 ， 委诸 自由人的 自由联合管理； 在分配方面 ， 主 张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 。

　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为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

　“ 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 ． 有 种最大的缺点 ， 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 。要使各地方 各 职业 的生产力保持均平 ， 无论如何 ， 非依赖 中央的权力不 可。

　"【 。

　并且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各取所需”要到生产力 十分发达 晦阶段才能实行。

　二、 三次论战的影响 ( 一)开启 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步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 的基本原理和社会革命理论对胡适 的社会改 良理论进行 反驳 ， 扩大 了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范围 ， 已经 开始意识到要 把 马克思主义与本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引导 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 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 在关于 社会主义的论战 中，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革命理论， 不但批判 了张东荪、 梁启超等人 的错误言论， 而 且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在与无政府主义 的论战 中。

　早期 的马克思 主义者不但 比较深入地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学说和无 产 阶级专政理论 。

　更重要 的是这一斗争的胜利 ， 确定 了马克 思主义在先进分子 中的优势地位 。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总之 ， 通过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者 一一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 自发宣传”到“努力与实际结合” 。

　(二 )为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 战中， 陈独秀在《 谈 政治》 和《 社会 主义批判》 等文章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 了深 入的剖析和深刻批判 ． 指出了第二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 是修正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对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则的背 叛 。

　议会道路在欧洲已经破产 ， 在中国行不通； 同时李大钊批 判了社会 民主主义者只承认要经济变动 ， 不注意“ 阶级竞争 说”， 从而确定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 、 进行革命 ， 才能进行经济 制度的彻底改革的道路。此外 。

　蔡和森在法国致信陈独秀， 也 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 。

　并论争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 然性。这次论战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 义的本质 区别 。

　为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奠定 了基础。在 以陈独秀 、 李达、 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 马克思主义者同以

　区声 白、 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 主义者进行的斗争 中， 许多 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捍卫 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 想 ． 认识到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 问题 。

　不少以前受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 响的进 步青年先后 走上 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 ， 壮 大和纯 洁了马克思主义队伍。

　(三 )局 限性 与 不成 熟性 由于时代发展 和理论认识 的局 限以及对国情 的认识不 够深刻等原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还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 。

　对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的社会是否 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

　早期 马克思主义 者还没有做到 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回答 ， 认为当时 的中国应当 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 在对待 民主革命 与社会主义革命 的关系问题上 ．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懂得 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步走 ， 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仍具有 利于国计 民生的一面 ； 在与无政府主义 的论战 中， 曾一度把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无政府主义者鼓 吹的无政府主义共产 主义混同起来。同时， 论战中还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性倾向，

　比如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 自由时。

　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批判 时过分强调权力 的集中。这些都表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 不成熟性。o

　参考 文献 ：

　[1]胡适． 多研 究些问题 ， 少谈 些主 义[J ]． 每周评论 ， 第 3l 号．

　[ 2] 张 东荪． 东荪先 生《 由内地旅行 而得之 又一教训》 [J ] ．新 青年 ． 第 8 卷 第 4 号．

　[3]李这．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粱任公[J ]． 新青年， 第9 卷第1号．

　【 4] 李 民 出版社 ．

　[5] 张 [6] 陈

　[7]黄 2 号 ．

　[8]李

篇五：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张蕊(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117)[摘要]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 问题与主义” 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关键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人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 问题与主义” “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 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 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 ⋯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胡适认为空谈主义是没有用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能成为救济中国的良方，反而会上演历史的悲剧。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在别的国家“ 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国也可以。他还认为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 交相为用的” 。是“ 并行不悖的” 。这就明确回答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二是中国社会问题要不要以革命手段实行“ 根本解决” 的问题。胡适企图把人们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解决必须依靠革命．展开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这样。李大钊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问题要以革命手段才能加以解决。( 二) 社会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 论争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后又发表了《现在与将来》，对罗素劝告中国“ 暂不主张社会主义” ．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 、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则纷纷发表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4号还开辟了“ 关于社会主义讨论” 专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社会主义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 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 ，所以“ 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 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奠若资本主义。” 【21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 资本私有” ，资本家掠夺“ 剩余价值” ，加上“ 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 ．使“ 劳动阶级日见压迫” ，“ 几乎无路可走” ．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认为“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4] 。二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主义手段的问题。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主张，解决军阀当道的问题，应采取“ 和平的或渐进” 的方法，对于外国资本势力，他们则认为中国毫无抵抗能力，只能“ 乘其空隙以发展实业耳” b]，并提出了调和劳资矛盾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拥护者反驳了他们宣扬的调和劳资间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应该通过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即主张运用革命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使[ 作者简介] 张蕊( 1989一) ，女，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2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党与中国政治。塞皇窒蕉丽非月二B014．02。⋯万方数据

　无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采取革命的方法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争论。( 三)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它的口号是：个人至上，个人万能，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政治。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比较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黄凌霜、区声白等。1919年9月，黄凌霜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9月，共产主义者开始反击，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接着无政府主义进行辩解。论争直到1922年初才结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说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说：“ 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61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二是关于自由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宣称：“ 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17]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团体由个人构成。而社会由团体构成，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社会人。个人意见有不同是常事，作为社会人如果可以因为意见的不同而自由退出社会，这样的社会将变成一堆散沙。三是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方面主张分散．反对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分配方面，主张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为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 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 【81并且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 各取所需” 要到生产力十分发达孵阶段才能实行。二、三次论战的影响( 一)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步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革命理论对胡适的社会改良理论进行反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导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不但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言论．而且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比较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斗争的胜利。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的优势地位．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总之，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 自发宣传” 到“ 努力与实际结合” 。( 二) 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在《谈政治》和《社会主义批判》等文章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深刻批判，指出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议会道路在欧洲已经破产，在中国行不通；同时李大钊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承认要经济变动，不注意“ 阶级竞争说” ，从而确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进行革命，才能进行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的道路。此外，蔡和森在法国致信陈独秀，也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并论争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次论战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为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以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识到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少以前受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先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壮大和纯洁了马克思主义队伍。( 三) 局限性与不成熟性由于时代发展和理论认识的局限以及对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刻等原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是否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做到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回答。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当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对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仍具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曾一度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混同起来。同时，论战中还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性倾向，比如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对。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批判时过分强调权力的集中。这些都表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成熟性。O参考文献：[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 ]．每周评论，第31号．[2]张东荪．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J ]．新青年。第8卷第4号．[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J ]．新青年，第9卷第1号．[4]李民出版社．[5]张[6]陈[7]黄2号．[8]李万方数据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作者：张蕊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刊名：党史文苑（学术版）英文刊名：Literature on Party Building年，卷(期)：

　参考文献(8条)参考文献(8条)2014(2) 1.胡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2.张东荪 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3.李达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4.李大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19595.张东荪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6.陈独秀 谈政治7.黄凌霜 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湖8.李达 社会革命的商榷

　引用本文格式：张蕊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期刊论文]-党史文苑（学术版）

　2014(2)

篇六：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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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与科技论坛 2020 年第 19 卷 第 1 期Industrial & Science Tribune 2020 （ 19 ）

　1五四时期三次论战之“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研究□崔爱霞【内容摘要】19、20 世纪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要求下，中国人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张东轩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是应该采取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关键词】社会主义;理论学术论战;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作者简介】崔爱霞(1995． 11 ～ )，女，山东青岛人;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流派在中国广泛传播，知识分子都在寻求一种正确的方法和理论来挽救中国。在这个思想繁杂而混乱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三次论战，这三次论战的背景是复杂多样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特别是第二次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背景(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挑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同时，十月革命对中国也产生了从未曾有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后，国内的许多报刊做了许多的报道来介绍俄国革命。由于中国当时的通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消息大多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虽然消息比较混乱，真假难辨，但它毕竟向中国人民、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第三国际的二次会议上起草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纲要，列宁在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要在巩固本国政权的同时，发展共产主义势力。因为当时欧洲正处于一个战争结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列宁未能点燃欧洲的革命的热潮，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被帝国主义深深压迫的中国，并为中国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帮助，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二)五四时期，国内思想界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 世纪 40 年代，中国被迫打破了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人关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爱国救亡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空前活跃，加上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就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回国的学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国外思想，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各类思想、主义争相发展。(三)罗素访华。20 世纪 20 年代初，罗素被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之旅，根据罗素的讲话，著名思想家张东荪发表了一篇短文《从内地旅行又得一教训》，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列举了自己对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些方案。这篇文章是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二、论战的过程这场论战的焦点实际上集中在中国是否有条件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发展实业、增加富力的途径展开的。(一)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1． 虽然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他们更多的认为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在当时社会主义只是中国的一种理想。当时中国的工业极其不发达，中国人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权力薄【参考文献】［1］Carter Ｒ． ，Ｒ． Hughes ＆ M． McCarthy． Exploring Grammarin Context［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Ellis，Ｒ． Task － 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3］Larsen Freeman，D． ＆ M． Long．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Ｒesearch［M］． London:Longman，1991［4］Schulz，Ｒ． A． 2001．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grammar instruction and cor-rective feedback:USA － Colombia: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5:244 ～258［5］陈双． 高中英语语法教学与习得顺序调查分析［D］． 山东师范大学，2014［6］戴炜栋，陈莉萍． 二语语法教学理论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7］黄慧．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8］衡仁权． 国外语法教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综述［J］． 外语界，2007，6［9］秦晓晴． 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6 3 1 ·

　2020 年第 19 卷 第 1 期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 （ 19 ）

　1 Industrial & Science Tribune弱，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1］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要遵循一定规律的，人类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奴隶社会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再到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最后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大生产。只有经历了资本主义，形成了像样的资产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民温饱问题，是工业极其不发达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2． 陈独秀、李达等人认为中国必须立即实施社会主义。他们着眼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不能离开国际的政治、经济大环境。在政治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极其不满的，中国人民是厌恶资本主义的，不具备实行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资产阶级制度不能在中国实施。并且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压迫，中国人民拥有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力量。而且，资本主义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在建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普遍存在，这使得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而人民却变得越来越贫困，社会财富的分配极其不平衡，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应跨越资本主义，避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后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二)是否要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关于中国的现状，对战的双方都认为实业发展是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的，但是就如何发展实业双方持有不同的看法。1． 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宜实行社会主义，应着力靠资本家发展实业。1920 年 12 月，张东荪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做一个比较的正式说明”［2］ ，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实业。张东荪给了以下解释:第一，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不仅有利于那些资本家，也有利于中国一部分穷人免于死亡，有利于中国人民 ［3］ ;第二，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资本主义终究是“利在眼前而害在将来”［4］ ;第三，资产阶级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提出中国目前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温饱问题和生存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生存问题。2．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决地反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他们认为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创造财富。陈独秀在回复张东荪时说道，第一，虽然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促经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暂时地解决中国人民的问题，但也会把社会变成了愚昧、自私的社会，同时，资本主义也会造成社会贫困，造成社会财富分配极大的不平衡，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第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那些发展起来的国内资本主义家不会帮着中国去对抗国外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贪婪和自私的，他们会跟着国外资本主义一起剥削压迫中国人民 ［5］ 。因此中国应该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发展实业，增加财富。三、对双方观点的客观评析20 世纪 20 年代的这场论战不涉及成败问题，只是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就所持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是二者取长补短的过程。(一)对改良派的客观评价。1． 改良派发展实业的主张是正确的。张东荪等人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的主张，这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2． 张东荪等人看到了发展实业的必要性。根据当时的国情，张东荪等人看到了中国的经济不可能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黑猫白猫，能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在当时的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见效更快。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混杂了一些别的因素。3． 中国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因而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却无法逾越发展实业、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卡夫丁峡谷”［6］ 。(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客观评价。1． 早起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透彻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他们很快接受了这种思想，由于缺乏理论和实践，他们只是提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片面性，当改良派提出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否定了它。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看到了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者期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回望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这种方法是十分正确的，这也是这场激烈论战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四、结语通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得到了极大地推进，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逐渐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场论战中，通过和张东荪等改良派的讨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开始将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参考文献】［1］张海杰． 20 世纪 20 年代基尔特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D］． 天津师范大学，2014［2］张东荪． 一个申说［J］． 改造，1921，3［3］王明生． 罗素的两大命题与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J］． 江苏社会科学，2010，2［4］丁守和． 五四风云人物梁启超张东荪［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5］陈独秀． 致罗素、张东荪的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J］． 新青年，1920，8［6］左玉河． 张东荪传［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60· 7 3 1 ·

篇八：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大论战联共（布）

　中央内部的斗争

　 1 、 关于如何对待列宁主义的问题 （1 ）

　起因 关于党内民主问题 （2）

　双方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3）

　结果 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陆 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 军事委员会**的职务。 表现为：

　1 923—1 925年反托洛斯基的斗争托洛斯基

　 2、 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分为两个阶段： 1 925—1 926年反“新反对派” 的斗争 （1 ）

　起因 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在一国实现 （2）

　双方 斯大林与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组成的“新反对派” （3）

　结果 加米涅夫的人民委员会副**职务和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的职务被撤消。

　 1 926—1 927年反” 托季联盟” 的斗争 （1 ）

　起因：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政策 （2）

　双方 斯大林与“托季联盟” （3）

　结果：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在政治上被打倒， 在组织上被清除。

　托洛茨基、 列宁和加米涅夫加米涅夫

　 3、 关于农业问题 表现为：

　1 928—1 929年反布哈林的斗争 （1 ）

　起因 农村问题——社会分化 ； 价格调整不好 直接原因：

　粮食收购危机产生的原因 （2）

　双方 斯大林与布哈林 （3）

　结果 布哈林的观点被批判； 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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